胡适对头rd吴宓：几十年间与新文学派做

吴宓与胡适：保守与自由的文学之争

吴宓与胡适，两位均以文学为志的学者，却秉持截然不同的思想理念。吴宓，坚守彻底的保守主义，反对新文学革命的“国粹派”；而胡适，则以渐进的自由主义姿态，成为新文学革命的主帅。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的他们，虽在政治理念上接受的是英国的保守主义，但在文学的道路上，却走向了思想的对立面。

胡适的性格平和，待人雍容，即使是对手也能以礼相待。相比之下，吴宓则更易被性情驱使，喜怒哀乐形于颜色。在美国留学期间，胡适已在《新青年》上发表多篇鼓吹文学革命的文章，成为新文学的代表人物。受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白壁德影响的吴宓，对胡适破坏传统文化的行为深恶痛绝，对受胡适影响的林语堂等人也怀有陈见。他对胡适的成见一直未消，甚至对自己的得意门生钱钟书也因与“新月派”有联系而一度防范。

尽管胡适在学术界有广泛的人缘，甚至在“国粹派”集中的清华也有发言权，但吴宓对胡适的反对态度始终未变。胡适鼓吹白话文，反对旧诗，这些正是吴宓最为反对的。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在这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果。吴宓办《学衡》，虽自费却坚持己见，与胡适的文明手段形成鲜明对比。当胡适请吴宓参与英国文学名著的刊译工作时，态度友好，但吴宓对胡适的成见依然未消。

吴宓对胡适的反对不仅仅是因为学术理念的不同，更是因为他对“新文学派”的对抗心态。即使面对贺麟、曹葆华、李健吾等曾经受到胡适影响的得意弟子，吴宓也心存芥蒂。他视学生为部属，这在胡适身上是不可想像的。胡适对学生和晚辈的鼓励与赞赏，在吴宓这里并不多见。

客观评价吴宓维护传统文化的功劳和他特立独行性格的意义，我们不应重犯“为尊者讳”的错误。真实的吴宓，即使错误也包含着可爱。在吴宓和胡适的心理对抗中，吴宓一直处于下风，他的心情起伏不定，偶尔得到一点鼓励也会喜出望外。在这场文学之争中，两位学者的对立与碰撞，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学术与人文思考。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岁月里，吴宓偶然从图书馆的一份北京《新民报》中瞥见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反驳了胡适的新文学观念，转而赞扬了吴宓与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那位名叫王荫南的作者，在吴宓主编《大公报》“文副”时，便已在抗战文艺的阵线上发表过坚定声音。王荫南在北京致力于报纸与文化宣传，为抗日尽一份力，不幸的是，他最终于1944年惨死于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成为一位爱国志士。对于吴宓来说，王荫南烈士的牺牲无疑是他心灵深处的一丝慰藉。

在吴宓的内心深处，有一场与胡适的“梦辩”。在西南联合大学的日子里，尽管胡适忙于抗战事务，无法被指责为卖国贼，但吴宓仍坚持认为新文学运动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灾难。他对胡适的见解、偏见甚至仇恨不仅体现在文字上，更融入到他的行动和梦境之中。

1946年，当胡适已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吴宓却选择离开西南联大，前往武汉大学。原因之一是他想要逃离“新文学派”或者说“胡适派”的影响范围。就在那年10月的一个晚上，吴宓梦中与胡适等人在北平文会辩论。这个梦，胡适可能永远无法知晓。而在现实中，吴宓的地位与日益声名显赫的胡适相比，日渐黯淡。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吴宓与胡适意外地重逢了。那是1948年10月4日，胡适和李济来到武汉大学。这次，吴宓似乎没有回避的打算。他们在秋天的武汉大学相聚，虽然风景依旧，但心境已然不同。那天，他们畅饮，胡适和李济对吴宓展现出老朋友的热情。胡适还与吴宓聊起年龄、叙起旧情，并谈及《红楼梦》。如果以前以此话题为媒介，或许吴宓和胡适的隔阂会有所缓和。当天，胡适还在大礼堂发表了演讲，主题是西方与苏联两种世界两种文化。此时的胡适，既谈文化也谈政治，他像是一名过河卒子，只有勇往直前。而吴宓则第一次如此平静地聆听并欣赏了胡适的演讲。

纵观胡适与吴宓的一生，在全社会的角度看，吴宓遭受的误解和歪曲更多；而从二者个人关系的角度看，则是胡适对吴宓的误解更多。尽管二者地位悬殊，但吴宓并未给胡适带来委屈。他们的故事，充满了学术、政治与个人的纠葛与碰撞。更多关于这两位文化巨人的故事，请关注频道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