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儿性别比六连降，不仅事关男性危机

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渐下降，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据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5.88，实现了连续六年的下降。这一变化标志着我国人口结构的逐步优化和社会的进步。

尽管出生人口性别比有所下降，但我们不能忽视其依然处于较高水平的事实。正常范围内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应为103至107，而我国当前的性别比仍高于这一范围。这种失衡的现象不仅被视为“男性危机”，更深层次的是“女性危机”和“社会危机”。

出生人口性别比是反映人口结构的重要指标，其失衡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技术进步如B超、DNA检测等为人为选择胎儿性别提供了可能，而传统文化中的男孩偏好情结则是根本原因。社会性别体制、家庭制度、社区层面和劳动力市场等因素也无形中强化了男孩偏好。

关于“男性危机”的舆论担忧，实际上是一种误读。当我们关注男性偏多的问题时，更应该思考女性为何变少。这种失衡背后，是女性在社会各个层面面临的挑战和不平等待遇。从家庭到职场，从教育到医疗，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不容忽视。这种失衡不仅关乎性别平等，更关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目前，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虽然有所下降，但仍面临治理任务。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范围应为103至107。而我国当前的性别比仍然偏高，治理任重道远。

我们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加强宣传教育，转变传统观念，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加强监管，防止人为选择胎儿性别的行为发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平衡，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六连降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我们不能忽视其背后的问题和挑战。我们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推动性别平等和社会公正，实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所描述的“消失的女性”，是对社会现象的深刻揭示。这种现象，如同一个无声的警钟，提醒我们关注那些在人为干预下未能诞生的，以及因性别偏好而早逝的女性。她们的身影，在人口统计数字中似乎被淡化了，但她们的权益和生命，同样关乎社会的公平与和谐。

隐藏在数字背后的，是关乎性别平等的深层次问题。当男性人口比女性多出3376万时，这不仅仅意味着婚姻的危机，更深层次地揭示了女性的生存危机。这不仅是对女性基本权利的挑战，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买卖婚姻、人口、易和性别暴力等。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段无声的故事，都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面对这一严峻现象，我国已积极采取措施，早在2002年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综合治理。这包括打击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终止妊娠的行为，优化生殖健康服务，强化法律法规的建设和执行等。通过法律和政策等手段，理顺并落实计划生育、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

各地也在积极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问题。如黑龙江全省推进修订村规民约，倡导性别平等；安徽长丰则通过改变姓氏习俗，提倡新生儿随母姓，或父母双姓，甚至对随母姓的给予物质奖励。这些尝试从文化根源和社会观念入手，触动社会性别体制，为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提供了根本之策。

尽管我国在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连续6年下降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我们仍需看到，任务依然艰巨，道路依然漫长。《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的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目标，展示了我国治理此问题的决心和勇气。

在国际层面，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南亚国家都曾面临相似的挑战。例如，韩国通过立法禁止性别歧视、设立专门机构促进性别平等等措施，成功实现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回归。这为我们的治理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面对这一社会问题，我们需要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和担当。少一些调侃与忽视，多一些对“消失的女性”的关注与追问。因为这不仅关乎性别平等和社会公平，更是对生命的尊重和珍视。这是全社会的共同危机，需要、社会各界和每个人的共同努力。

“消失的女性”不仅是阿马蒂亚森所描述的经济学现象，更是关乎社会公平、性别平等和生命尊重的重大议题。面对这一挑战，我们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智慧，共同迎接这个关乎每一个人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