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行政学院学报（天津行政学院学报是cssci）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交媒体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影响力巨大的信息传播平台。美国作为社交媒体的发源地，其国内各社交网络用户量的激增和社交媒体信息传播力的突显，全方位地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生态。当前，特朗普错误利用社交媒体操纵公众舆论倾向，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这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社交媒体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用户使用量方面，美国各主要社交媒体均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且具有相当大的增长潜力。社交媒体已成为美国民众重要的信息获取渠道，人们在这里进行资讯、观点、个人信息的交互共享。脸书、推特、照片墙等社交网站，虽然受众群体、目标定位略有差别，但功能越来越强大，吸引了数以亿计的网民在此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信息接受程度方面，社交媒体正逐渐改变着美国人的信息获取习惯。传统媒体的权威地位受到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从社交媒体中获取新闻和信息。社交媒体的即时性、互动性和个性化推荐，使得用户能够更方便地获取自己感兴趣的内容。社交媒体还具有用户生成内容、创设特定服务信息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社交媒体成为美国和社会各界重要的执政工具。

社交媒体时代的美国网络舆情治理面临诸多挑战。社交媒体的匿名性、传播速度快等特点，使得网络舆情容易失控，虚假信息、网络民粹主义等现象屡见不鲜。美国需要审慎利用社交媒体蕴藏的巨大政治资源，避免社会治理滑向网络民粹主义陷阱。还需要积极网络传播与舆情治理规律，建构、行业、用户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网络舆情治理格局。

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教训，同时结合本国国情，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和舆论引导。我们需要深入剖析社交媒体的影响力，掌握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双刃剑特性。一方面，社交媒体为民众提供了便捷的信息获取和表达渠道，促进了社会互动；另一方面，如果不加以规范和管理，社交媒体也容易成为虚假信息和网络民粹主义的传播工具。

我们需要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建设，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这包括建立健全网络舆情治理机制，加强行业自律和用户教育，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和责任意识。我们还需要积极网络传播与舆情治理规律，发挥、媒体、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的积极作用，形成协同共治的格局。

社交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治理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我们需要审慎利用社交媒体的巨大政治资源，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和舆论引导，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建设，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不断、实践和创新。社交媒体已成为重塑与公众、传统媒体与读者之间关系的重要力量，将公众与读者等客体受众转变为信息源的主体。这一变革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特朗普的成功当选，社交媒体功不可没。他在社交媒体上拥有众多粉丝，这种优势帮助他赢得了大选。选后的分析显示，社交媒体的公众意见通过转发、评论等方式迅速表达，使得社交媒体成为新闻发布的快速渠道。总统候选人们无论面对何种情况，都在社交媒体上作出回应。近半数的美国人通过社交媒体获取资讯，其中，年轻人群更倾向于使用社交媒体作为最主要的信息接收工具。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评价中，Web2.0时代的管理被描述为以更具互动、协作、响应的方式设计出的公共政策与服务。在社交媒体时代，美国各级机构积极利用社交媒体提高服务质量、加强公众参与，并为国家对内对外政策的展开创造有利条件。

一方面，美国利用社交媒体推动管理创新，提升线上管理的质量与公众感知度。从奥巴马的“沟通、透明、参与”理念到特朗普的数字服务报告，都显示出美国“线上化”运行的趋势。无论是医疗改革、移民系统项目，还是简化伤残索赔系统、纳税人信息安全访问，美国各联邦机构都利用互联网技术、社交媒体及时分享政务信息，并与公众开展快速、广泛的沟通交流。

另一方面，美国积极开展社交媒体外交，将其作为推广美式民主的新手段。社交媒体的特性使其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新变量，美国则利用其在网络技术领域的优势，将社交媒体与外交结合，开展数字外交，传播其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机构制度建设与社交媒体外交实践共同构成了美国社交媒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美国在网络技术领域的优势引入外交领域的构想始于小布什时期。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兴起，美国的网络外交策略也在逐步演进。早在科索沃战争期间，交战双方就已开始有意识地利用网络资源来争取主动。如今，社交媒体已成为美国传播其文化、价值观念甚至颠覆某些被视为“无赖国家”政权的“外交箭袋中的一支新箭”。这一趋势预计将在未来继续发展下去，因为社交媒体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通讯工具角色，成为塑造国际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在二十一世纪初期，美国巧妙地运用了移动通讯工具和互联网，对民意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成功扶持了格鲁吉亚等东欧、中亚国家的亲美势力，实现了政权的非暴力更迭。到了奥巴马执政时期，随着移动互联设备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用户量的激增，美国开展社交媒体外交的条件日益成熟。

以叙利亚为例，仅在短短的几年间，手机普及率从40%跃升至95%，这一飞跃为美国社交媒体外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基于对社交媒体巨大影响力的乐观预期，互联网自由成为奥巴马执政后期美国外交领域的一项重要政策目标。深入剖析，我们会发现美国社交媒体外交的实质仍带有冷战思维的烙印和霸权主义外交的影子。随着社交媒体的影响力逐渐受到质疑，国际社会也开始审视这种外交方式的真实目的和潜在风险。

社交媒体时代，美国正面临深刻的国家社会变革。尽管经济增长表现良好，但贫富分化、制度僵化等长期问题正逐渐凸显，引发民众的不满和焦虑。这种情绪通过社交媒体不断放大，使得网络舆情的治理困境愈发严重。社交媒体在提升美国社会治理水平、推广民主的也逐渐成为美国社会乱象的主要推手。

政治信息传递的个性化与不可控性在社交媒体时代显著增强。“永恒选战”这一概念在美国政治实践中广泛应用，总统们越来越多地依赖社交网络进行政治宣传、展示个人形象。特朗普作为一个擅长社交媒体的地产大亨和真人秀明星，凭借一系列贴近民心的言辞和行为，成功吸引了众多关注者。他的推特发言毫无遮拦、不加修饰，虽然短期内能增加民意支持度，但长期来看，过于个性化的表达使真正的议题难以立足，也给弥合社会分歧带来了困难。

社交媒体的兴起也加剧了“真假新闻之辩”。传统主流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社交媒体的简便化、情绪化、个性化特点使得信息泡沫滋生。特朗普等政治人士对主流媒体的不信任感加剧，这也压缩了媒体监督行政权力的空间。

社交媒体时代给美国外交和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在深入理解和应对这些挑战的美国和社会各界也需要反思传统思维和行为模式，寻求更加理性和有效的解决方案。特朗普巧妙利用社交媒体与主流媒体的博弈：美国舆情治理的新挑战

在特朗普的竞选与执政过程中，社交媒体成为其不可或缺的政治工具。他巧妙地利用了弥漫在全美社会的对主流媒体的消极情绪，每当出现对其不利的新闻，他都在社交媒体上予以猛烈还击，并将其冠上“假新闻”的帽子。这种策略背后，反映出的是美国社会民意表达的分散性与民粹化倾向的日益明显。

回溯美国历史，民意一直被视为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指引和政治科学的核心关切。从亚伯拉罕林肯到哈罗德拉斯韦尔，再到乔治盖洛普，民意测验与民意表达的方式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演变。在社交媒体时代，这种传统的民意表达方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得民意表达越来越具有分散性。特朗普正是利用了这一特点，通过社交媒体发掘大量沉默选民的意见，成功预测并实现了自己的胜选。在社交媒体上，各色观点的人很容易在社交网络上找到同类，他们通过社交网络顺畅地沟通、创建群组，赋予民粹主义的情绪宣泄和意见表达以实实在在的政策影响力。这种现象不仅使传统民调数据的准确性受到质疑，也给美国社会的舆情治理带来了困境。

与此社交媒体似乎天然排斥一种有秩序、可预测的世界。在美国的传播理论中，“话语窗口”理论指出一个言论的政治生存能力取决于其是否置于公众可接受的话语窗口。伴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极端言论的土壤变得肥沃，似乎使以大胆、不可预测的方式改造历史成为可能。特朗普借助社交网络大肆抨击华盛顿政治生态，抛出明显有违美国多元社会传统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观点，赢得了大批追随者。这种现象不仅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也给其他社交媒体发达的国家带来了警示。

对于社交媒体时代美国舆情治理的困境，中国的启示在于深刻认识互联网社交媒体的政治属性。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已成为一个庞大的网络虚拟社会，这个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紧密相连，对社会政治生态产生了深刻影响。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交媒体的政治属性及其可能对政治生态造成的影响，以便更好地应对网络舆情治理的各种挑战。

特朗普利用社交媒体与主流媒体的博弈揭示了美国舆情治理的新挑战。在社交媒体时代，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理解民意表达的分散性与民粹化倾向背后的原因和影响，以便更好地应对舆情治理的各种问题。我们也应该借鉴美国的经验，深刻认识互联网社交媒体的政治属性，加强网络舆情治理的研究和实践。在当前的现代社会背景下，个体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这得益于从政治共同体中解放出来的独立个体所展现出的力量。公共权力和普通民众之间呈现出一个动态的权力博弈格局，这一格局的推动力来自于互联网社交媒体的高速发展。互联网作为一个广阔的社交平台，打破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传统界限，政治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信息技术的力量正在重塑公共权力的结构，传统的政治国家控制的新闻媒体、文化机构和教育机构都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市民社会内部正在孕育出巨大的公共权力能量，社交媒体网络具有动员整个共同体的潜能。

从政治运作的角度来看，传统的政治活动如政治选举、民主协商和公共辩论等都能够在网络虚拟空间进行。互联网创造了一个广泛联通且持续拓展的平台，博客、微博、网络社区、社交网站等都为政治参与和民主协商提供了沟通交流的空间。随着社交媒体功能的不断扩展和用户数量的激增，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文化和政治力量，其在全球事件中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社交媒体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和挑战。一份联合民调的结果显示，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受到了不少。特别是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社交媒体对政治活动的影响引发了广泛的反思。一些政治数据研究公司被指控利用用户信息操纵政治活动，这种不正当行为引发了公众的不满和质疑。根据指控，这些公司能够获取大量用户的敏感信息，并据此判断其政治倾向，然后投放有针对性的虚假或煽动性内容。这种现象不仅在美国存在，也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问题。

梅特卡夫定律指出，网络的价值与其内的节点数成正比，并且与联网的用户数密切相关。克莱舍基指出，我们可能高估了计算机联网的价值，而低估了社会联网的价值。这意味着我们在解决技术问题的也需要更多地关注社会问题。庞大的社交媒体用户群体蕴藏着巨大的政治资源，我们需要从战略高度重视社交媒体发展带来的公共权力格局变化。

另一方面，从积极的角度看，技术的进步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互联网发达的国家普遍利用网络开展民主协商、电子政务、网络监督等活动。互联网消除了时间和空间差距，使得自由思想能够无障碍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全球范围内的在线交流如同在一个村落中的交谈一样容易，这对全球规范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互联网信息技术正在塑造“互联网+政治”的新规则，并在潜移默化中改变选举议程和选举方式。

数字化民主的理想结局并没有完全实现。互联网构建了一个以自由、自愿、自治为原则的虚拟公共空间，虽然可以进行线上政治活动如电子选举，但直接选举并不一定能带来善治。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民主政治的“数字模式”，并在推动互联网发展的加强对网络舆情治理的重视，实现机构的“线上化延伸”，以更好地适应网络时代的要求。民主的本质在于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定，但商定并非简单的“一人一票”。全球各地的文化和传统孕育了各式各样的民主形式，其中包含了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从历史角度看，纯粹的民粹主义民主未能最大化公众利益，而良好的治理往往依赖于精英主导公共权力，同时确保民众对精英的有效监督。

互联网是人的延伸，社交网络则是人的社会关系线上化和虚拟化的一种表现。互联网创造了让每个人都能直接表达观点、参与公共协商的技术条件，但协商未必带来公共理性。正如古斯塔夫勒庞所言，群体常常拒绝理性。当候选人能说出迎合各种愿望的新词，无论其含义是否贫乏，这样的候选人往往能赢得大量支持。

民主作为一种公共决策方式，追求的是所有享有民主权利的人在平等的发言权基础上，通过广泛讨论形成代表大多数意见的合理“公意”。但在现实政治活动中，这一过程充满了挑战。例如，詹姆斯斯托纳在1961年指出的“群体极化”现象：个体在群体讨论后，其决策更易受群体主流观点影响，导致群体意见越来越极端化。“沉默的螺旋”效应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个人发现自身观点受到群体认可时，会大胆表达；反之，则选择沉默。这导致群体意见不断走向极端。

置身互联网环境中，由于其虚拟性、匿名性、交互性和跨时空特性，个人更容易受到群体意见的影响。尽管中国的制度环境、社会条件、文化背景与美国存在较大差异，但网络民粹主义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政治现象，为中国带来了严峻的风险和挑战。

信息化、网络化、社交化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对此，我们既无法逆转这一趋势，也不应试图回避。相反，我们应基于自身制度体系和治理结构的特点，实事求是、扬长避短，积极解决问题。为应对网络民粹主义的风险挑战，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让民众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红利。我们还需要加强对网络民粹主义及其各种表现形式的管控，引导公共资源服务于长远公共目标，并完善监察体系。

与美国不同，中国长期执政的特殊性使得网络舆情带来的负面效应可能对公信力和执政合法性造成极大消耗。我们必须构建、行业、用户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网络舆情治理体系。这包括完善部门的网络舆情治理机制，成立专门的网络舆情管理部门，并建立多部门协同应对网络舆情的体制机制。必须明确自身在网络舆情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并避免陷入简单化的“一删了之”“一禁了之”的路径依赖，依法推进舆情治理。

美国在互联网政策制定中强调言论自由，对网络舆情主要采取最低限度的管理。这种政策使得美国在网络民粹主义和网络舆情治理方面面临困境。对此，中国应积极网络传播与舆情治理规律，借鉴美国的经验并吸取其教训，构建一个更加成熟、有效的网络舆情治理体系。美国在互联网立法方面的努力也值得我们借鉴。通过立法规范网络行为，有助于更好地进行舆情管理和引导公众意见。近年来，中国在网络空间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出台了《网络安全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和《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这些法规对于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飞速发展，以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字节跳动为代表的新技术巨头在中国崭露头角。他们在网络空间的影响力日益增强，逐渐形成了实质性的“权力”。构建新技术巨头与部门协同共治格局显得尤为重要。

社交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治理必须引入新技术巨头的参与。网络舆情监测、挖掘、分析、存储等全过程管理需要得到完善。通过构建网络舆情预警指标和网民态度倾向模型，我们可以更准确地预测舆情发展趋势。实行动态数据分析，可以为我们提供关于重大事件的网络舆情“画像”，从而增强网络舆情引导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提高民众网络媒介素养也是一项重要任务。网络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传播规律有很大不同，网络公共空间中的观点市场往往只有极端化言论才能引起关注。部分网民会隐匿自己观点而随大流，“沉默的螺旋”与“群体极化”互相推动，极端化的观点更容易得到认同和传播。培育具有主流社会认同感的网络舆论领袖对于加强与网民之间的沟通交流、营造理性平和的社会舆论具有直接促进作用。从长远来看，提高网民媒介素养，引导社交媒体用户理性、成熟地发表观点，建立具有包容性、差异性、多样性的互联网内容生态，是化解网络舆论负面效应的关键。

社交媒体：挑战与机遇并存

在这个数字化时代，社交媒体如同一股无法忽视的力量，席卷全球每一个角落。从商业视野到政治舞台，社交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凸显。本文将社交媒体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社交媒体的崛起，使得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社交媒体平台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些平台以其高效的信息传播速度、广泛的用户覆盖范围，吸引了大量用户的青睐。社交媒体也提供了一个互动交流的平台，让人们在享受信息的也能够分享自己的观点和体验。无论是商业还是政治领域，都需要重视社交媒体的作用，以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

社交媒体也面临着诸多挑战。随着社交媒体用户数量的不断增长，如何保护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虚假信息的传播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社交媒体的开放性和匿名性使得虚假信息得以迅速传播，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社交媒体平台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应对这些问题，如加强用户隐私保护、建立信息审核机制等。

尽管如此，社交媒体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机遇。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企业和机构可以更好地与公众互动，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社交媒体平台还可以通过用户数据分析，帮助企业和机构更好地了解用户需求和市场趋势。在政治领域，社交媒体也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民意表达平台，为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企业和机构需要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以更好地服务于公众和社会。

社交媒体既面临着挑战也带来了机遇。在这个数字化时代，我们需要正视社交媒体的作用和影响，采取有效的措施应对挑战并充分利用机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社会发展进步。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社交媒体不仅仅是工具或平台，更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需要我们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去面对和适应。《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社交媒体与数字政治时代的微妙交织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推进，社交媒体在公众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从美国机构的社交媒体政策到国内社交媒体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再到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度变迁，社交媒体的影响力无处不在。本文将社交媒体在政治领域的角色及其背后的深层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