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清朝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垃圾奏折 ？

近期，一篇名为“垃圾奏折集锦”的帖子在朋友圈广泛传播。这些奏折源于清朝，被台湾网友从清宫文档中摘录并配上白话文翻译。其中，直隶总督对京城及顺天府等地降雨情况的报告尤为引人瞩目。

直隶总督不断上报顺天府、保定府等地六月初的降雨情况，而康熙皇帝的回复则显得颇为耐心，表示已知悉雨情，不必再报。许多网友看过这些奏折后，可能觉得清王朝的地方大吏们有些逗趣，为何一再重复报告皇上关于降雨的事情，让皇帝批阅这么多奏折，岂不是会让皇帝感到劳累？

其实，这一切都是清代奏折制度的必然产物，也是清朝帝王刻意追求的制度效果。奏折是清代康熙时期才出现的一种大臣奏事文书。在康熙朝之前，奏折制度并不存在。地方官员给皇帝的奏事文书沿袭明制，有严格的格式和程序。

奏折的送达御前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包括通政使司、内阁、票签处、批本处等。在这个过程中，皇帝通过核准题奏与票签，用朱笔作出正式批复，称为“批红”。这一制度的设计使得办事效率不会很快，皇帝的权利也被官僚机制分流。

为了加强皇权，雄才大略且精力过人的康熙皇帝创设了奏折制。他赋予一些地方大员及皇帝亲信用折子秘密向皇帝奏事的特权。奏折的内容无所不包，从地方雨情到市井物价，都可以向皇帝报告。直隶总督不厌其烦地向康熙报告各地降雨情况，是因为他具有密折奏事的特权，同时也是他身负向皇帝报告的责任。

奏折的进呈也是绕过通政使司、内阁等官僚机构，直接由兵部捷报处送达宫门进呈御前。皇帝亲览奏折，亲笔批示，这就实现了与地方大臣的单线联系。这样的文书往来具有高度的私密性，奏折更像是一种私信。

正因为奏折具有私信的性质，皇帝的批复有时也表现出强烈的私人色彩。比如，在批复给直隶总督的奏折中，康熙皇帝表示理解其辛劳，并表达了对他的关心与信任。也展现出了清朝皇帝与地方大吏之间的紧密联系与责任担当。这些奏折不仅仅是公文的往来，更是皇帝与地方大吏之间的一种情感交流。

清代奏折制度的设计体现了清朝皇帝对权力的把控与运用。通过奏折这一形式，皇帝实现了与地方大臣的单线联系，确保了信息的畅通与私密性。这种制度既体现了皇帝的权威与智慧，也展现了地方大吏的责任感与忠诚。这些“垃圾奏折”虽然看似逗趣，实则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与制度背景。在雍正朝，奏折制度逐渐成熟，皇帝赋予更多地方官员进折的特权。这些官员们异常勤政，使得奏折如雪片般纷纷飞往宫廷。一天之内，皇帝可能收到二三十件，甚至五六十件奏折，每一件都是皇帝亲自览阅并批阅的，无人能够在旁协助。这种制度下，皇帝若想要了解各地事务，不勤政务实是不行的。奏折不仅让皇帝掌握了超越官僚系统和既定程序的权力，还使得皇帝的决策更加直接、高效。康熙皇帝曾自豪地表示，通过奏折制度，他能洞悉公私事务，所有奏折都是亲自批阅的。这一制度让诸王文武大臣们警觉自省，不敢稍有懈怠。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清代的奏折制度是对传统皇权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在此之前，无论是官员的奏疏还是君主的诏令，都需要经过繁琐的程序。这些程序往往效率低下，因此唐宋时期出现了简化奏事程序的子和札子。宋代的札子与清代的折子有着本质的不同。宋人的札子是公文，讨论的是可以公开的公事，必须遵循严格的公文程序。而在清代，奏折具有私信的性质，使皇帝能够直接了解和处理各地的实时情况。

在宋代，天下被视为天下人的天下，政事是公共的事，而非君主一人的私事。宋人坚持公事公办，严格遵循公文程序。相比之下，清代的奏折制度打破了这一观念。皇帝可以直接接收并处理官员的私密奏折，绕开了文官体系的制约。当我们欣赏所谓的“清代垃圾奏折集锦”时，应该深感悲哀，因为这意味着公共政事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受到了损害。这一制度的存在，使得皇帝的权力更加集中，但也削弱了政治透明度和公众的监督权。

清代的奏折制度虽然提高了行政效率，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它使得皇帝能够直接掌握信息并做出决策，但也削弱了公众对政治的参与和监督。这一制度反映了清代皇权的独特之处，也揭示了那个时代政治权力运作的一些特点。在欣赏这一制度带来的高效的我们也不能忽视它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