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国学教授，清华大学国学教授林
在清华学校新学年的钟声响起之际，我们回溯到那个特殊的年份1925年。这一年，对于清华而言，无疑是其发展历程中的关键节点。正处在这一转型时期的清华，正从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逐步蜕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而在这个过程中，清学研究院的成立，成为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国学”二字，与“西学”相对立，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与挖掘。五四运动前后，随着新思想、新科学的浪潮汹涌而至，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根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清学研究院应运而生，旨在继承、发展和弘扬传统文化，重拾文化自信。
虽然清学研究院仅存在了短短四年，其影响却深远而持久。这背后，离不开四位国学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的鼎力支持。他们不仅是学术界的巨擘，更是国际视野的拥有者，他们的学术成就，不仅为后世学人开拓了更广阔的视野和研究维度，更成就了一个流传近百年的学术传奇。
早期清华校园的历史充满了波折与变革。自周诒春校长离职后，清华历经了几任校长的更迭。当曹云祥被任命为校长时，全校师生寄予厚望。他所提出的“大整顿计划”，便是将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转变为正规大学。这一计划背后，隐藏着清华发展的历史沿革与未来愿景。
回溯至清华的起源，始于1909年美国向清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为此，清设立了游美学务处并选址清华园作为校址。经过两年的建设，清华学堂正式开学，后改名为清华学校，成为今天清华大学的前身。其定位明确为培养能考入美国大学的留学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清华的“美国化”教育受到了质疑和批评。五四运动后，科学、民主、爱国的思想成为主流，人们开始反思清华的教育模式。与此中国的大学教育迅速发展，公立和私立大学数量激增。相比之下，资金充裕、生源良好的清华却仍停留在中学阶段，这引发了全校师生的不满。他们纷纷呼吁改办大学，并认为这是学校长远发展的唯一出路。
曹云祥校长深知这一变革的重要性，于是在1923年提出了三大发展计划：改设大学、筹备大学基金和拟设研究院。在他的领导下，清华逐渐走上了改办大学的道路。这一变革不仅是对外部压力的反应，更是对自我发展的追求。在此背景下，清学研究院的成立成为这一变革的重要一环，为清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创办国学研究院的历程》
背景介绍：在清华校园，一张老照片记录下历史的瞬间清学研究院的首届毕业生师生合影。而在这背后，有一个关于国学研究院创办的故事，展现了学校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的融合与。
在清华的转型时期，创办一所多学科研究所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当时的国内高等教育尚在起步阶段，资源和条件有限。校方决定先迈出一步，创立一个专门研究国学的国学研究院。这一决策背后，除了现实的制约因素，还有着洗刷清华近代耻辱痕迹、提升其在教育、学术界的地位的深层考量。
长期以来，清华的课程设置一直被批评为过于西化，校内外的舆论纷纷指责。建校之初，除了中国文史课程外，全部教学都用英文进行，对国学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学生们对这种情况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们渴望在校园内也能学习到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这种背景下，清华的学子们不再以“美国化”为荣，他们对学校忽视本国语言文化教育的现象深感不满。
在这种背景下，曹云祥校长决定创办国学研究院。他面临着繁重的筹备工作，而吴宓的加入为这一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吴宓是清华学校早期留美学生之一，他对西方文学有深厚的造诣，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深深的热爱。他的加入，为清华的国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和理念。
吴宓回到母校后，立刻投入了筹备工作。他主持拟定了《研究院章程》，明确了研究院的宗旨和目标。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为清学学院聘请了四大导师。这四大导师的聚齐，为清华的国学研究注入了强大的学术力量。
说起这四大导师，他们各自都是享誉世界的国学大师。他们不但国学根基深厚，还擅长融合中西哲学、美学思想，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有独树一帜的建树。他们的加入，使得清华的国学研究院成为了真正的学术殿堂。
在吴宓的筹备下，国学研究院逐渐成形。而这一切的背后，是曹云祥校长的坚定决心和吴宓的全力以赴。他们的共同努力，为清华的国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如今的清华，已经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学术重镇，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那些为学术付出努力的先驱者们。连鲁迅先生都高度赞誉王国维，认为要谈论国学，王国维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国学的大师。尽管王国维学识渊博，但他对清廷的忠诚却十分深沉，政治主张也相对保守。在辛亥革命后，他携全家东渡日本，仿佛成为了伯夷、叔齐般不食周粟的隐士。直到上世纪20年代，他的发型仍保留着清朝的遗风。
1923年，王国维被选为逊帝溥仪的老师，这一荣誉让他倍感自豪。仅仅一年后，逊清小朝廷便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这对于王国维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打击。他和前清遗老罗振玉等人曾打算投金水河殉清，幸运的是被家人及时阻止。
正当王国维心灰意冷、生活无着之际，吴宓登门拜访，邀请他执掌清华国学研究院。吴宓向王国维鞠躬行礼，表达了对他的敬重。王国维原本并不想接受清华的聘书，但在吴宓的劝说下，他决定出山任教。对于王国维来说，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他追随逊仪逃到天津后，发现遗老们的境遇十分困顿，彼此间的排挤更是让他心寒。而清华的邀请为他提供了一个远离纷争、专心研究学问的机会。朋友们对他的决定表示支持，藏书家蒋汝藻更是写信鼓励他：“从此脱离鬼域，重入清平，为天地间多留几篇有用文字。”进入专业研究机构，对于真正热爱学问的读书人而言，是最好的归宿。
相较于王国维与清华的渊源，梁启超与清华的相遇更是令人印象深刻。早在1914年，梁启超便应邀到清华学校演讲，那次他提出的“君子”理念深深影响了清华学子。他倡导国学为本，认为只有深入研究国学才能真正为国家建功立业。之后的岁月里，梁启超多次在清华演讲，其深厚的学养和卓越的风采给清华学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散文家梁实秋曾回忆道：“梁任公先生走进教室的那一刻，光芒四射。”梁启超不仅学识渊博，更关心清华的长远发展。他曾提出五点建议给清华，其中就包括办成一所完备的大学。当吴宓邀请他出任清华导师时，梁启超欣然接受。随后他与吴宓一同成功聘请了陈寅恪这位才华横溢的导师。陈寅恪学识渊博，通晓多种语言，其求学态度更是受到许多读书人的赞许。尽管他没有获得学位和著作，但梁启超和吴宓依然极力推荐他并成功获得曹校长的认可。陈寅恪的加入使得清学研究院得以完善人员配置。这一时期的清学研究院汇聚了众多国学大师，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三位大师的相聚可谓是一代国学传承的盛事令人敬仰和赞叹不已。在与陈寅恪的会面后，清华学校教务长张彭春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再添一位导师赵元任。
赵元任是清华学堂前身游美学务处派出的留学生中的佼佼者，与胡适虽同为“同年”，但在激烈的选拔考试中，他凭借出色的表现摘得第二名的荣誉，胡适则位列第五十五。尽管名次不同，但赵元任的学术实力不容小觑，被公认为名副其实的学霸。
1918年，赵元任在哈佛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次年他赴康奈尔大学执教物理学。他的学术不止于此，回国后，他全身心投入到语言学和音韵学的研究中，被誉为“中国语言学之父”。
1925年，清华园的西侧，一片整齐的平房宿舍见证了清华四大导师的汇聚。这片西院宿舍是清华专为教师打造的。据王国维之女回忆，这里的四合院设计细致入微，既有独立的空间，又配备了全套的生活设施，从厨房到浴室一应俱全。即使是厕所也配备了进口的抽水马桶。院内的花木更是为这里增添了一抹绿意。
尽管王国维有着城里的旧居，他还是觉得学校的房子太小。为了存放大量的藏书，他不得不再次向学校租赁一套住宅。有趣的是，他对门牌号的认知产生了误会，直到搬家时才发现实际的地理位置与预想大相径庭。为了解决藏书存放问题，他在当年秋天换到了相邻的18号和16号住宅。
赵元任家人口众多，书籍和器具也颇为丰富，再加上其太太杨步伟的热情好客，家中常有朋友聚会，一所房子显然不够用。幸运的是，第二年陈寅恪搬到了他的隔壁。陈寅恪是单身，物品较少，因此他分享了一半的房子给赵家，解决了赵家的住房问题。
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首届学生名单被妥善保存在清华大学档案馆。1925年7月的一个特殊日子见证了清学研究院和大学部的招生考试。吴宓的日记详细记录了当天的考试流程。考试内容涵盖了哲学、英语以及论文。这次考试计划招收30名学生，但最终只招到了29名。姜亮夫是其中的一员。他的录取经历颇为曲折，但他凭借坚韧的毅力争取到了补考的机会并成功获得了两位大师梁启超和王国维的认可。
清华的经费充足，为学生提供了优越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学生们住在两人一间的宿舍，享用六人一桌的餐饮以及丰富的四菜一汤。最令姜亮夫欣喜的是那间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享受借书无限量的特权，这使得他们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知识和资源。在这样的环境下，四大导师的授课更是让学生们大开眼界。梁启超先生的授课结合了传统学术方法和海外观点，为学生们展现了全新的视角；而王国维先生的课程则以其严谨和专注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他从不迟到早退，风雨无阻，每一堂课都充满了学术的魅力与力量。回忆清华国学大师：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博弈
周传儒笔下的君子形象，让人想起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那些令人敬仰的导师们。他们不仅学识渊博，更是人格典范。同学眼中的他们，从不来炫耀自己的成就，不抄袭、不掠美、不诋毁，字字真挚，做事负责。他们不仅传授学问，更是言传身教，让人终身受益。
陈寅恪先生的学问，让姜亮夫感叹一辈子也摸探不到底。陈先生的学问每一种都有思想作指导，强大的语言能力更是令人钦佩。他的身体虽弱，但读书之多、之深，令人心疼。他勤奋读书，每周还要奔波学西夏文和蒙古文，这种精神激励了学生，也让人感叹真正的学问是需要付出努力的。
赵元任先生则以其现代的教学方法让人印象深刻。他的描写语言学将印度、欧罗巴语系的发音方法融入汉语的声韵学中。除了学识，与导师们的日常接触也是学生的温馨回忆。清华国学研究院每周六的同乐会，让师生们增进感情，也展现了导师们的幽默与平易近人的一面。
清学研究院的存在只有短短的四年，被誉为学术神话。其毕业生李鸿樾的上有清华四大导师的名字和签章，被誉为“史上最牛毕业证”。国学研究院的筹备之初，其性质和发展方向在清华内部就存在分歧。包括张彭春在内的许多教授认为国学研究院是一个“过渡产品”，应该明定宗旨，缩小范围，只做高深之专题研究。而吴宓提出要扩大国学研究院的招生规模和预算，意味着挤占其他学科的发展空间。经过校务会议的表决，张彭春的提议获得通过。但经过一番解释、劝说之后，梁启超、王国维等人都先后同意了张彭春的主张，决定将国学研究院并入多学科研究院中。
这一事件展现了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博弈。张彭春的主张符合筹办清华大学时的最初设想和大学教育发展的大趋势，而吴宓等人的坚持则体现了对国学的深厚情感和投入。这一变革展现了学术界的自由辩论和学术精神的可贵。无论如何，那些国学大师们的贡献和精神将永远被铭记。他们不仅是学术界的巨星，更是人格典范，他们的教诲和事迹将永远激励后人。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需要铭记这些大师的教诲和精神，坚守学术道德和创新精神，为传承和创新中华文化而努力。在清华园内，一场关于国学研究的争论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场争论的背后，隐藏着吴宓对于国学研究院的殷切期望，他希望这个研究院能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机构。这种期待与当时的语境下的某些声音相去甚远。
在国学研究院成立之初，就遭到了包括清华政治学教授钱端升在内的部分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大学应该优先发展文理基础学科，而不是将有限的经费投入到国学研究中。生物学教授陈桢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强调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并批评国学研究院在某些方面的投入过大引发了校内其他院系的微词。这些观点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合理的，国家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发展自然科学和应对现实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这种理念上的分歧并非停留在纸上谈兵，而是直接触及到不同学科教授的薪酬、经费预算等具体的利益问题。以图书馆购书经费为例，国学研究院的经费占用比例之高引发了校内其他院系的不满。国学研究院导师的月薪远高于其他院系，这种待遇差异无疑加剧了校内的不满情绪。
尽管校内外的争议不断，国学研究院的衰落却迎来了不可避免的转折点王国维、梁启超两位导师的相继离世。特别是王国维的离世，给国学研究院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的遗书中所透露的信息让人们猜测他的死因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丧子之痛和经济压力等。实际上，这一系列事件对王国维和国学研究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王国维的一生中，他经历了许多挫折和困境。长子王潜明的突然病逝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屋漏偏逢连夜雨，他与老友罗振玉的绝交也让他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关于罗振玉逼债和儿媳回娘家的事端只是表象，真正导致王国维走向绝路的是多方面的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系列事件让王国维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最终选择了投湖自尽这条不归路。他的离世不仅让吴宓等好友痛彻心扉，也让国学研究院失去了重要的精神支柱。
国学研究院的兴衰历程与王国维的命运紧密相连。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对于国学研究的复杂态度以及个人命运与国家历史变迁的交织。这一切都给这个研究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和挑战。多年以后，罗振玉的孙子罗继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深感遗憾。他写道，潘夫人处理善后事务时的一次失误，导致了家族内部的纷争。这场纷争源于姑母向祖父哭诉，而祖父则将怒火发泄到了王先生身上。罗振玉脾气急躁，治家独断专行，而王先生则埋头治学，鲜少参与家务。这种背景下，王先生难以向老友解释自己的立场，而祖父又因宠爱子女而忽视多年友情，最终导致了两人关系的破裂。尽管京津近在咫尺，却避而不见，直到王先生去世。
王罗之间的绝交并不是突然的事件。在1927年4月张作霖杀害李大钊后，北京局势日益紧张。传闻四起，人心惶惶。清朝遗老们纷纷逃离，连梁启超也搬回天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王国维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惶恐。他对于时代的动荡感到无法承受，这种压力在他心中累积。
姜亮夫回忆起王国维曾向他倾诉内心的恐惧和困惑。当时王国维询问姜亮夫是否应该剪去辫子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姜亮夫安慰老师不必过于在意形式上的改变。然而不久后，王国维突然离世，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和悲痛。在遗体告别仪式上，陈寅恪先生以三跪九叩的大礼表达他的哀痛之情。整个学术界都为这位伟大导师的离世感到深深的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