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器官来源严重短缺 供需比达1：150

我国器官来源短缺问题日益严峻，尽管器官捐献试点范围已经扩大到16个省（市、区），每年成功移植1万例，但这相对于庞大的需求来说，仅仅是杯水车薪。

据卫生部统计，我国每年有众多患者需要进行肾脏移植和肝脏移植等手术，但器官短缺导致每年成功移植的病例寥寥无几，许多患者在等待中离世。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指出，公民去世后的器官捐献是解决器官短缺问题最理想的方式。

尽管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已经开展，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器官捐献工作仍然面临诸多挑战。目前，器官捐献尚未全国推广，需要专业机构进行管理。只有更多的志愿捐献者加入这项接力活动，才能增加合法渠道的器官来源。

器官捐献工作也遭遇法律的瓶颈。尽管2007年出台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标志着我国器官移植事业走上了法制化轨道，但该条例侧重于监管不规范的移植，而非鼓励公民器官捐献。打通器官捐献的“绿色通道”仍然需要更多的努力。

为了推动器官捐献工作，中国红十字总会和卫生部已经启动了《条例》修订工作，明确红十字会的职责，并增加鼓励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的条款。多部门参与支持、全社会营造氛围的工作机制也是推动器官捐献事业的重要方向。

器官捐献工作仍然面临许多困难。死亡判定、器官获取、器官分配等技术工作需要专业机构来解决。建立国家层面的独立专业机构，解决政策保障、专业化建议、人才配置等方面的问题，是推动器官捐献事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建立符合国情的公民器官捐献和分配体系是事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看到一个更加完善、更加人性化的器官捐献体系，为更多需要的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

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器官捐献宣传推动活动，了解器官捐献的相关知识，树立正确的观念。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器官捐献的行列中来，为我国的器官移植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器官捐献：构建生命延续的系统工程

赵白鸽指出，器官捐献涉及法律、人权、等诸多领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一个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与科学规范的工作制度，是确保器官捐献工作顺利进行、让生命在捐献中得到延续的关键。

器官移植面临的法律问题不止于此，脑死亡标准的差异便是其中的一大难题。在国外，脑死亡即意味着可以捐献器官，然而这一标准在我国短期内难以被接受。黄洁夫提到，尽管有专家多年来倡导出台脑死亡法律，但至今仍未落地。目前，心死亡器官捐献成为解决器官短缺的关键措施。我国创立的心死亡器官捐献标准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创新之举，为第三世界的器官移植提供了新的模式。

在实际操作中，打通潜在捐献渠道、合理分配有限资源是器官捐献工作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安徽阜南二中的王鑫为例，他的器官捐献帮助了7个人。但在器官捐献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可能影响捐献工作的完成。郝林娜指出，目前存在潜在捐献者渠道不畅的问题，很多医院和医生并未按照相关标准正确判定死亡，导致潜在捐献者的信息无法及时上报。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当下，医院参与器官捐献工作的积极性普遍不高。

赵白鸽呼吁，各省的卫生部门与医疗机构应积极参与配合，如提供潜在捐献者信息、为器官获取提供便利等。如此，器官捐献工作才能广泛深入地开展，挽救更多生命。

器官捐献者的贫困家庭救助问题亦引发广泛关注。郝林娜表示，在试点期间，成功捐献的案例中，绝大多数家庭都面临申请困难救助的问题。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公开透明的救助政策势在必行。这不仅是对困难群体的救助，也是红十字会的人道职责所在。

针对人们对有限器官资源如何分配的担忧，黄洁夫表示，国家层面正在建立器官捐献分配与共享平台。通过计算机分配系统，根据接受者的健康状况、等候时间、匹配程度等综合因素进行自动配型，确保器官分配的公平、公正、公开。他乐观地预计，再过3至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器官资源来源合法化。

浙江省人体器官捐献委员会副主任高翔透露，美国的器官移植等待者和器官捐献者之间的比例为5∶1，英国为3∶1。相比之下，我国在这一领域的道路仍任重道远。但通过不断的与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我国的器官捐献工作将逐渐走向成熟，为更多需要的人带来生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