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贵州四兄妹母亲-我对不起他们

日期：6月9日

在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一起令人痛心的悲剧震惊了全国。四个留守儿童在家中不幸离世。这起事件让我们深刻关注留守儿童的生活现状。

6月11日，记者探访了这四个孩子居住的三层小楼，一个房间堆满了玉米。我们与这四个孩子的母亲任希芬进行了面对面的对话。

任希芬坐在宾馆的床边，额前的刘海散乱，脸上表情凝重，眼圈红肿。在四个孩子离世三天后，她从广东揭阳打工地赶回了贵州毕节老家。

任希芬的声音哽咽：“我没尽到责任。”她深深自责，如果自己能好好开导孩子们，或许这起悲剧就不会发生。她心痛地说：“我想和他们一起走了算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事发后，任希芬的一个老乡在网上看到了这起消息，她确认这是自己家的事情，因为死亡名单中有一个孩子的名字和她的大儿子相同。她立刻开始乘坐大巴往家赶，在广西的时候被工作人员接回。

任希芬说，自从2014年3月以来，她就再也没有见过这四个孩子了。那一次，她只在家里住了一天就离开了，没有让孩子们知道。“我不敢让孩子看见我。”她说自己当时并不放心孩子们，离开后就通过丈夫张方其和孩子们联系。但是今年4月左右，张方其的电话无法接通，她始终联系不上孩子们。

任希芬透露，自己离开家的主要原因是遭受丈夫张方其的家暴。“我被打后，在医院住了三天。”她说，“因为害怕再次被打，我就悄悄离开了医院。”她对记者说，大儿子是她一手带大的，虽然有时不懂事，但总体来说很听话，只是脾气有点倔强。其他三个小女孩很乖巧。

任希芬回忆，有一次凌晨两三点钟被丈夫殴打，全身疼痛，她在床上痛哭，这些都被孩子们看在眼里。她记得自己在家的日子里，大儿子有时会先把作业做完再去玩，有时却对老师说家里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时间做作业。“我不识字，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作业。”任希芬说。

在任希芬的印象中，孩子们并不擅长向她倾诉感情。“他们什么事情都不会跟我说，想要什么都不跟大人说。”她说。

在孩子们服毒前，这个从不向母亲倾诉的孩子留下了遗书。事件发生后，警方在现场提取了这封遗书。据毕节市七星关区公安局党委委员刘歆介绍，遗书是用作业本纸写的，与网上流传的版本有一定出入。毕节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周家庆表示，因为涉及到未成年人的保护和事件的后续调查，遗书的具体内容不便透露。但据了解，遗书的大致内容是：“谢谢你们的好意，我们知道你们对我们好，可我们该走了。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但中间的意外让我多活了这么多年。现在我已经14岁多了。死亡是我多次的梦想，但我从未实现过。今天终于实现了。”关于遗书披露的延迟，刘歆作出了详细的解释。他提到，在发现这份遗书后，为了确保其真实性，需要进行一系列的验证流程。这包括前往小孩的学校，提取他们的作业本，并将这些证据送检。这一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遗书的披露有所延迟。

而针对孩子身上出现的伤痕，周家庆进行了详细的尸检报告。据他所述，孩子在尸检过程中被发现臀部存在七处皮肤损伤。这些伤口边缘整齐，一致，位于表皮和真皮之间，显然并非致命伤害。经过分析，这些伤痕有可能是由削水果的刀具在死前两到三天内划伤的。对于家长和公众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令人痛心的发现，但同时也需要理性对待。

此事背后隐藏着深深的悲痛与不解，一方面有父母失去孩子的巨大痛苦，另一方面也有对事件真相的探求。刘歆和周家庆的表述，为我们揭示了部分真相，但同时也留下了更多的疑问。为何孩子会遭遇这样的不幸？遗书的真正背景是什么？这些问题都亟待答案。

此次事件无疑给社会敲响了警钟，需要我们深入反思儿童保护的问题。我们应该加强儿童安全教育，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对于此类事件，公众应保持理性态度，不盲目猜测，等待官方调查结果，共同为孩子的安全守护一道防线。

在此，我们也期待相关部门能够尽快查明真相，给家长一个明确的答复，还孩子一个公道。也希望能给社会带来积极的启示，推动儿童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