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学报，云南大学学报
作者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钟慧容教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内涵、构建的价值意旨及其现实路径进行了深入研究。作为重大时代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当今世界理应思考的根本性的且面向全体人类的议题。其核心命题引申出的多维，让我们更深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与价值。
一、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内涵是一个深入人心的议题。对此，学界存在多种观点，如“完成修缮论”、“可能建设论”和“否定肯定转化论”。第一种观点误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内涵，将其与现存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混淆。第二种观点虽然强调了构建过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但未能看到历史必然性的维度。而第三种观点则看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不合理的实然形态向合乎理义的应然形态的转化趋势，但也需要进一步其转化的具体路径和条件。
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价值意旨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我们需要回应关于“中国中心主义”的指责或误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旨在于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弥合阶段性展开与持续性践行之间的张力。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仅是阶段性的，更是持续性的，需要我们不断推动、不断努力。
三、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路径
学界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路径已经进行了多维度、多层次的。对于这些路径产生的前提性仍然被忽略或弱化。为了深化我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理解，推动其从理论形态向实践形态的转化，我们需要加强对现实路径的前提性，深入理解其产生的历史条件、现实环境以及未来趋势。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重大时代课题，需要我们深入理解其本质内涵、价值意旨和现实路径。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反思、辨析和澄清，我们可以深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理解，推动其实现从理论形态到实践形态的积极转化。这不仅是我们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使命和理论诉求，更是我们的现实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全球视野、历史眼光和批判性思维，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从气候变化到经济波动，从社会冲突到文化多样性挑战，这些问题凸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紧迫性。在当代，全球问题的产生实际上标志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形成。这个实然存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呈现出的是一种纽带断裂、利益冲突和命运不确定的状态。在这种背景下，人类共同利益以否定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显得危机四伏。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需要从实然状态向应然状态转变，构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转变的过程并非易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包含着从否定到肯定的转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历史可能性和必然趋势。它既有积极性的一面，也有消极性的一面；既是过程，也是目的。我们需要全面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内涵，它是建基于全球化时代特征及其物质文化基础之上的辩证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包含着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统一，对否定因素的批判与瓦解，对肯定因素的发扬与建构，必然是一个“一体两面”的辩证扬弃过程。
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真价值所指，存在一种误解，即是否存在“中国中心主义”的倾向。实际上，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并不是主导世界发展走向，而是携手各国共同擘画未来图景。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要价值指向在于实现全球治理的有序化，为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贡献中国力量、彰显中国智慧、实现中国价值。我们也要看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包含着推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由国内走向国际的使命。
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以及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决定了它并不能成为国际秩序的“主导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交汇点在于实现各国乃至世界生产力水平的普遍提升。尽管中国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生产力飞跃和经济体量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成为世界发展的“主导者”。相反，我们应该以更加开放、包容、合作的态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实现各国共同繁荣和进步。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深入理解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加强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效率。我们需要坚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不仅是中国的愿景，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让我们携手努力，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人类的共同繁荣和进步。当今世界，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不发达国家仍然面临着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求与生产力水平低下之间的矛盾。中国在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后，也依然需要面对新的社会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面对这样的全球性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了各国共同的发展诉求。
中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扮演的是价值理念层面的“领风者”和方法技术层面的“开拓者”。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价值理念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框架下，我们不应过分强调国家、民族间的差异，而应寻求共同的价值和利益。
有部分国外学者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有质疑和警惕的态度。他们将其视为中国挤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全球空间的理念与方案，认为它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中国中心论”的色彩。这些学者的断言实际上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全球霸权体系和既得利益所作的“辩护性批判”。他们忽略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后的真正意图，即超越“零和博弈”思维，寻求不同意识形态间的互利共赢，并对现有国际秩序进行规范与重构。
中国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并不以霸权取代霸权，更不是试图以共产主义的价值理念替代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相反，我们致力于通过沟通合作实现共赢，以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超越西方的普世价值。我们扮演的是沟通角色，努力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搭建桥梁，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被西方某些国家解读为扩展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战略工具，而是旨在创造全人类共有的“生存空间”，维系求同存异、和谐共生的国际关系的努力。我们坚持基于普遍平等的普惠原则，不谋求对抗而争取共赢，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和谐的世界。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和合作，但我们相信，只有通过合作和沟通，我们才能共同迈向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核心并非展现中国的强大领导地位或是推广“中国中心论”，而是深深根植于多元文明的土壤之中，致力于共同发展和繁荣的世界愿景。其根本价值旨趣，在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固有观念，实现五大发展理念，引领我们走向经典作家所描绘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那么，如何实现这一宏大构想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路径是关键所在。这条路径是理念向实践转化的桥梁，是思维层面过渡到现实层面的重要环节。在其生成及合理性时，学界从多个维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丰富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下述三个方面。
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这一观点主张将理念转化为实际的制度性成果，使其发挥实际作用。例如，通过推进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加强国际制度的领导权，推进国际法律制度的理念创新，制定全球治理新领域的国际规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通过寻找各国共同利益契合点，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凝聚全人类价值共识，使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自在走向自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保障体系。这一思路认识到大国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关系以及世界各国间的共生关系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主张通过打造中美两国的和谐友好关系，处理两种社会制度的关系，避免陷入“冷战陷阱”，同时倡导形成“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外部保障。
挖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力来源。动力来源的寻找涉及国家、区域和世界三个层面。各国应加快现代化步伐，提升生产力水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根本驱动力；深化区域合作，寻找更多利益交汇点，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外部推动力；加强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心理建设，建构精神纽带，提供内生凝聚力。大国因其优势，应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发挥牵引和引领作用。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挖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中的主体意蕴，提升世界人民对该命运共同体的主动认识，发挥人民主体性在推进构建过程中的内部驱动力作用。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时，有一种观点逐渐受到重视。这一观点意识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多种力量，并主张深入挖掘这些动力来源，使之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引擎”。这种思路致力于寻找更为根本的建设路径，对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积极意义。
学界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上自洽，实践上可证，理论上自足。这些从多元的视角和维度出发，论证路径多样，对推进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积极意义。无论是通过建设“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构建国际规则等物质基础、制度基础，来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还是以打造新型大国关系、调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关系以及促进世界各国间的共生关系以形成责任共同体，抑或是挖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力来源，其本质都在于回答一个根本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路径是如何生成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内涵和价值意旨，决定了其现实路径的必然性。这一现实路径体现了一种对现实的辩证发展过程，指向对现存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的超越，以及对以认识物的方式来认识人的“物种思维”的超越。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人与人、人与共同体、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割裂与对峙状态，要求我们必须寻找一条从“虚假共同体”通向“真正共同体”的发展之路。
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必须超越“资本逻辑”，转向“人本逻辑”。这意味着在个人之间实现共生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最根本的动力。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社会化大生产虽然带来了社会总体物质财富的迅速累积，但其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本质忽视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人与人的联合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基本单元和“最小共同体”，也是其最根本的动力。
我们需要抑克“物种思维”，激扬人的“类思维”。在人与共同体、共同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层面实现融合共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筑牢保障体系。物的存在是封闭的、孤立的、无矛盾性特征的，而人的存在方式是开放的、社会性强的、充满矛盾的“类”存在。我们需要运用马克思的“类”哲学，确立与人的生命存在特性相适应并寻求统一性的“类思维”方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我们在发展生产力的满足人民的基本物质文化需要，突破个人利益间的割裂状态。这需要我们以更加均衡、更加充分的发展来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增强人民主体力量。我们也需要看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是一个提升人民主体力量与发挥人民主体性的有机统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以发展生产力优化物质生活条件，逐步消除个人利益间的割裂状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互为发展条件的状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路径是在对“资本逻辑”、“物种思维”的超越中生成的。我们需要挖掘多种动力来源，使个人之间、人与共同体之间、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实现融合共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持久推动力。随着“物种思维”的盛行，人类与共同体的关系被视作封闭和孤立的。这种思维抑制了人类作为有机统一体的意识，导致了人与人、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分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超越“物种思维”，唤醒和提升人类的“类思维”。在人的“类思维”逻辑下，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共生发展的。就像在中国，统一战线巩固了人民之间、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而“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建设则构建了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超越“物种思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我们需要打破虚假共同体的束缚，展望真正的共同体。在马克思的批判语境中，资本主义的“虚假共同体”是“真正共同体”的历史否定阶段。这个体系下的个体生活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治理下，其实质是资本和物种逻辑的结果。这个虚假的共同体用人的资本化或资本的人格化取代了人的真实本质，导致阶级、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对抗和冲突。
当我们超越“资本逻辑”，构建“人本逻辑”，同时抑制“物种思维”，激发人的“类思维”时，虚假共同体中的分裂状态将转变为更自觉的联合状态。为了真正实现这一转变，我们需要瓦解虚假共同体的利益基础、制度基础和价值基础，构建真正的共同体。这将为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提供可能，并开辟出一条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到真正共同体的现实路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内涵、价值意旨和现实路径是我们研究的核心问题。对这三个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而且有助于将这一理念转化为实践。这也是对前人研究路向和传统优势的继承与发展，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本文将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与构建，这是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代课题。在中，我们发现了不同的观点与理论，包括“完成修缮论”、“否定肯定转化论”等，它们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点与内涵。本文还将涉及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价值依据、实践方案以及国际传播策略等方面的问题。下面，让我们深入这些问题。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存在不同的观点。有的理论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已经存在的实然状态，以肯定形式为主、以否定形式为辅呈现出来；而有的理论则强调其以完全的否定形式呈现。这些观点反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认知的多样性，也体现了人们对全球未来的不同期待与担忧。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涉及到价值依据与实践方案的问题。在实体性存在的基础上，如何构建规范性存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值得深入的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传播策略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环节。如何更好地传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理念与行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经之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面临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问题。在这一进程中，我们需要借鉴历史经验，适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路径。我们还需要关注国内外研究综述以及进一步的问题，以便更好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程。
除了理论，我们还需要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制度化路径、承认逻辑意蕴等方面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我们还需要关注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中的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两制国家关系等问题，这些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挑战与机遇。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坚持马克思的发展共同体思想。这一思想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指导，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全球化进程中的挑战与机遇。我们还需要不断适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路径和新方法，以实现人类的共同繁荣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期待更多的人们关注并支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本文就此结束，希望对您有所启发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