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院地
概述
中央地质调查所，自1913年创立以来，一直是中国科研的璀璨明珠。作为中国首个国家级科研机构，它象征着中国现代科学的起源，并在科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漫长的岁月里，该所取得了众多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成为民国时期我国最享有国际声誉的研究单位。让我们跟随历史的脚步，一探其传承与演变。
时光流转至1951年，中央地质调查所华丽转身，正式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为了满足新中国地质工作的需求，该所吸纳了众多精英，迅速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地质研究机构。随着时代的变迁，该所不断壮大，科研人员分流至各个领域，为国家的地质事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其中，古生物和土壤研究更是成为该所的骄傲。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不仅是中央地质调查所的传承与延续，更是中国地质科学的未来与希望。
在纪念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一段历史引发了我们的疑惑。李四光先生的简历中提及他曾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和古生物研究所所长，这让我们产生了惊讶与困惑。在我们记忆中，侯德封先生才是地质所的创始人及首任所长。对于这一疑问，我陷入了深思。作为现任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所长，我深知这段历史的重要性，但同时也害怕自己的疑问会引起误解或笑话。
心中的疑惑驱使我寻找答案。经过网上查阅和深入研究，我发现这段历史确实存在误解。尽管李四光先生在新中国地质事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地质部部长等职位，但他并未担任过地质研究所的所长职务。这一误解可能源于某些历史材料的不准确或混淆。但这也提醒我们，对于历史的研究和传承，需要更加严谨和深入。
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历史是中国科研的辉煌篇章，而李四光先生则是其中的璀璨之星。通过深入研究和分析，我们更加明确了自己的历史定位和责任使命。让我们共同铭记历史，传承科学精神，为中国的科研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也应该保持对历史的敬畏之心，不断追求真理，为未来的科研事业铺平道路。经过深入研究和分析，我对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成立历史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追本溯源，问题的提出引领我踏上了真相的旅程。回到研究所后，我立即请同事帮忙查找档案材料，特别是关于侯德封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成立时的任命情况。虽然未能找到1950年8月25日的任命文件，但找到了同日张文佑先生被政务院任命为副所长的任命书，这一档案与众多史料记载相吻合。
政务院发给文化教育部门的文件明确提到了程裕淇、张文佑被任命为副所长，而李四光被任命为古生物研究所所长，侯德封则代理地质研究所所长。我所提供的布告也证实了侯德封先生是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这一发现让我对侯德封先生的地位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关于李四光先生是否担任过该所所长的问题，我认为可能并未担任，关于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的信息可能需要进一步核实。
同事还提供了地质所正式成立时内部研究单元负责人的任命书。这些任命书详细列出了各研究单元的负责人，包括马溶之、何作霖、程裕淇、张文佑和李春昱等人。我对马溶之先生了解不多，但对其他四位先生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何作霖先生是我国岩组学的创始人，也是我导师的老师，他对北京房山花岗岩的研究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我经常听到叶大年院士提及他的导师何作霖先生，并了解到何先生在日伪期间曾在北京大学任教。
这段之旅不仅让我对地质研究所的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让我对研究所的先驱们产生了由衷的敬意。他们的辛勤工作和贡献为地质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所提供的这些信息和档案材料，希望能为相关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我也深感责任重大，需要继续努力，为地质学科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学术界的岁月里，何作霖先生曾遭遇过一些非议，但李四光先生对他的爱徒和昔日部下始终关爱如初。程裕淇先生是我国赫赫有名的变质地质学家，与他交往甚多的我，因为对花岗岩的研究而与之结识。我的博士论文聚焦于辽北太古宙花岗岩，毕业后也在华北克拉通进行了初步的太古宙花岗岩研究，这也涉及到了程老毕生关注的混合岩问题。
后来，我来到了地质地球所，了解到程裕淇先生曾是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副所长，后来调到地质部工作。张文佑先生的断块构造理论在我做学生时便已熟知。他还曾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所长，从1980到1984年。至于李春昱先生，尽管我未曾与他相识，但他的名字在地质界如雷贯耳。他是板块构造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者和实践者。
在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地质学家提出了板块构造理论。到了70年代初，这一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李春昱先生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不仅在80年代组织了我国北方板块构造的研究，还以板块构造观点编制了亚洲大地构造图。更令人敬佩的是，他在解放前曾担任中央地质调查所的所长，外号“李歪头”，象征着智慧与策略。
令人惊讶的是，我从未听说李春昱先生曾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过。我亲自查阅了相关档案，发现从1950到1952年的档案中，确实有李春昱的名字出现，他参与了所里的各类活动和野外工作。但从1953年开始，他的工作单位变成了华北地质局。尽管我曾怀疑是否任命并未实际执行，但查看的档案显示所长副所长均已到职视事。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我查阅了当时的地质研究所职工名册，其中确实包括了李春昱先生的名字。更让我吃惊的是，名单中还包括了许多我不熟悉的前辈和古生物研究所的人员，他们也曾在这个机构工作过。这些人员的存在与新中国刚解放时地质机构的大调整有关。
现在，我意识到需要更深入地阅读这些档案材料，以理清这些人员的原属机构。这一历史时期的复杂程度远超我的想象。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丰富的历史，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讲述和传承。这段历史不仅关乎个人，更是中国地质学发展的一部分。我期待着通过深入研究和理解这些档案材料，能为我们揭示更多关于中国地质学发展的宝贵信息。新中国地质科研机构的诞生与演进
在新中国诞生的曙光中，我国地质科研领域也迎来了崭新的发展机遇。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地质科研的起点，而在此之前，我国的主要地质力量以南京的三大地质机构为代表。
这三大机构分别是：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和国民资源矿产测勘处。其中，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组建可以追溯到1928年，当时的办公地点设在上海。在1950年的机构整合中，其迁往南京，成为现今的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的前身。该所的所长一直由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担任。
中央地质调查所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科研机构，成立于1913年。该机构在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出了众多杰出的科学家，其中不乏两院院士。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该机构的在编职工达到106人，其内部研究单元涵盖了地质、古生物、矿物岩石、经济地质、工程地质、土壤研究等多个领域。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两大机构以及其他相关机构在建国后逐渐整合和发展，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地质科研机构。这些机构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我国的地质科研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虽然规模在当时并不算大，但它却是中央研究院中规模位于前列的国家级重要研究机构。其内部业务涵盖了基础地质、应用地质和古生物等多个领域，研究员们的专业水平和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
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则以其全面的地质调查和科研成果，为我国的资源开发和利用提供了重要的支持。而国民资源矿产测勘处则在新中国的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地质科研机构的组建是我国科研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这些机构的发展壮大，不仅为我国的地质科研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矿产测勘处的起步与组建原则
尽管矿产测勘处在1940年方才创立，但其规模不可小觑。根据档案Z377-14-9的记录，仅在1951年2月，该处便被地指会正式接管，此时已拥有109名员工，总部坐落在中山北路200号（又称虹桥路2号）。该机构的核心团队由我国地质领域的杰出专家组成，处长为知名矿床地质学家谢家荣先生，副处长为王植先生。内部结构细分为经济地质科、工程科、测绘科、化验科及总务科等多个部门，分工明确，专业性强。
历史翻回到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在北京宣告成立。仅一个月后，中国科学院在北京诞生，成为政务院文化教育部门的一部分，接管了原国民下的多个研究机构。就在1950年4月，中国科学院宣布成立了首批18个研究机构。在这些研究机构中，地球物理研究所尤为引人注目，它是在原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的基础上组建而成，赵九章担任所长，陈宗器、顾功叙任副所长。
与首批研究所相比，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成立显得稍晚并且经历了一些波折。当时，中国的地质研究主力集中在南京，包括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和矿产测勘处等。这些地质单位的整合工作由李四光先生负责。李四光先生在1950年4月回国后，立即与周恩来总理商讨相关事宜。随后，在政务院的第47次会议上，通过了李四光提出的重组方案：“一会、两所、一局”，即成立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会、该会下的两个研究所和一个以生产建设为主的矿产地质勘探局。随着领导层的任命和消息的发布，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开始进入筹建阶段。
这段历史见证了我国地质研究领域的变革与发展，从最初的分散到逐步的整合，再到后来的蓬勃发展，每一步都凝聚了无数前辈的心血与智慧。如今，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应铭记这段历程，继续前行，为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贡献力量。新中国成立后，南京的地质机构经历了重大的变革。在1949年4月23日解放之初，南京军管会接管了南京的地质机构。此后，这些机构在1951年起全部由地质工作指导委员会（地指会）接管。
接管后的三大地质机构，包括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矿产测勘处，其整合成为地指会领导下的科学院研究所和一个矿产地质勘探局，并非易事。这些机构的科技人员在1951年2月16日联名发出倡议，强调在地指会的统一领导下，应迅速成立局所，确保所有地质工作人员具有双重资格，既能在室内工作由所领导，也能参与野外工作由局领导。这一组织关系的调整旨在确保工作的协调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全国地质工作由地指会统一领导。除了专职工作人员外，所有的地质人员都是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同时也是新成立的地质矿产勘探局的生产实践人员。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地质工作“一元化”领导和地质人员具有“双重资格”的基本含义。这一指导思想在当时的档案材料中得到了明确显示。
在1951年5月7日这一天，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正式成立。这一天被认为是李四光回国后与周恩来总理会见周年纪念日。地质研究所的布告显示，侯德封担任所长，程裕淇和张文佑担任副所长。这一天，他们正式就职并开始履行职责。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与古生物研究所的组建历程
地质研究所与古生物研究所的成立公告相继发布。前者来自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布告（质研字第101号，档案Z377-14-14，图1a），宣布“案奉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感电开局，定于五月七日正式成立”。代理所长斯行健、副所长赵金科和卢衍豪已到位视事。而古生物研究所的通告（第一号，档案Z377-13-26）则宣告其成立背景及领导团队。这两个研究所的构成人员主要来源于三大地质机构，但比例各异。
李四光是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所长，在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亦任所长一职。事实上，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是古生物研究所成立的最主要基础。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的“历史沿革”也证实了这一点，提到1950年8月24日政务院的决定，以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古生物室、中央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及北平地质调查所古脊椎动物室为基石，构建了古生物研究所。当时的政务院会议细节虽未详查，但这一描述与《李四光年谱》记载相符。
进一步追溯，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的创建人员主要来自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中央地质调查所。在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是侯德封，他也是地指会中央地质调查所接管小组的组长。地质研究所的成立是在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基础上，这一转变在发给南京各单位的公文中得到明确（档案Z377-13-22，23，24，图2）。
图2中的公文显示了中央地质调查所改组成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成立当日，地指会所属的矿产地质勘探局也同时挂牌。在地质所正式成立之前的1951年4月29日，地指会通知将原中央地质调查所的陈列馆和图书馆合并，与其他地质单位的相应机构一起创建了现今的中国地质博物馆和中国地质图书馆。这两个馆与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同时成立，但其日常管理与修缮由地质研究所负责。
矿产地质勘探局的初创时光
编制草案刚出炉，矿产地质勘探局便迎来了它生命的起点。当时，谭锡畴担任局长，孟宪民、侯德封和喻德渊三位担任副局长。整个局下设若干部门，从秘书处到经济地质处、工程地质处，再到钻探工程处和物理探矿处等，人员规模可谓庞大。其中，经济地质处处长由孟宪民担任，工程地质处处长则由高平掌舵。还有测绘处、化验处等一应俱全。这个局的规模远超过当时的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
这个局扎根北京，却在京、宁两地同时办公。北京的部分是在原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基础上搭建起来的，办公地点选在了西四兵马司9号，也就是1913年地质调查所初创时的旧址。而在南京，原本的矿产测勘处被改组为矿产地质勘探局南京办事处，由喻德渊牵头负责。但随着人事变动，侯德封逐渐接手了南京的工作，具体事务则由王植操持。
时间来到1951年，地指会对这个办事处提出了新要求，地质人员被集中到了珠江路和鸡鸣寺办公。而南京的三大机构钻探、化验和测量人员也全部汇聚于此。但随着1952年的地质部正式成立，这个机构更名为地质部南京办事处。在这个过程中，矿产地质勘探局与地指会也有过一段时间的联署办公，后来随着一元化的管理要求，矿产测勘处地质人员也成为了地质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但随着地质部的成立，这些人员大多被分流到了各大区地质局及所属的地质勘探队或矿山，成为新中国早期地质勘探与找矿的主力军。由于人事变动频繁，该机构最终在1953年4月撤销。
人员分流情况梳理
为了更清晰地了解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人员变化，作者查阅了大量的职工名册。这些档案详细记录了人员变化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48年1月到1951年5月，人员主要由原中央地质调查所组成；第二个阶段是从1951年6月到1953年2月，此时人员组成更为复杂，包括了原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矿产测勘处的人员；第三个阶段则从1953年2月开始，地质研究所的人员数量减半，特别是研究人员显著减少，之后保持稳定。这表明在1951年6月到1953年初之间，地质研究所的人员经历了显著调整。探源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历史演变
参照表2和表3的记录，我们可以追溯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起源和人员变迁。在地球物理研究所方面，原先隶属于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地球物理研究室被划归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该研究所汇聚了一批顶尖人才，如李善邦、秦馨菱等。他们的加入为我国的固体地球物理和勘探地球物理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地球物理所成为当时我国科技界的重要力量。随着学科的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需要，该所于1966年分建成多个研究机构，经历了归国家地震局管理的时期后，于1978年重新整合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分离，于1999年与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重新整合成为现今的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再观古生物研究所，原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古生物研究室和研究人员被划归古生物研究所。我们可以看到如顾知微、李星学等知名的古生物学家都在其中。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陈庆宣等一批研究人员也被划归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这些人员的汇聚，为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成立不仅仅是人员的简单合并，更是科技力量的汇聚和学科发展的里程碑。这些科研人员以他们的才华和努力，推动了我国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的发展，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努力使得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在国内外享有盛名，成为我国科研领域的重要力量。
今天的我们，在回顾历史的更应铭记这些科研人员的付出和贡献，珍惜他们为我们留下的宝贵学术遗产。我们也应期待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在未来能够继续发挥其科研优势，为我国的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历史是有轮回的，但每一次的轮回都代表着新的起点和更高的高度，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个研究领域的辉煌未来。在历史的长河中，1952年6月17日，地指会提出了地质研究所与古生物所的人员划分方案。此方案涉及众多知名的地质学者和古生物学家，他们的专业背景、研究领域和经历构成了这一历史时刻的重要篇章。
方案中提及的地质研究所人员包括侯德封、张文佑等8人，而古生物所则涵盖了斯行健、杨钟健等21人。这些学者都是在地质学和古生物学领域有着深厚造诣的专家。这份函件还建议古生物所以鸡鸣寺为聚集地点，鸡鸣寺的其他地质人员则向珠江路地质研究所或虹桥办事处集中。
中国科学院在6月27日同意了此人员划分方案，并尽力协助解决相关事宜。关于这些划归古生物研究所的学者在1952年6月前是否应为地质研究所的员工，存在着一系列的疑问和。
经过对档案的仔细研究，发现原属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而后被划归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包括陈庆宣、李璞等人，从未在1952年以前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名单中出现过。这表明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的人员应该是相对独立的。但在机构重组的早期，两所人员并未有明确切割，直到1952年，其研究人员才正式分割。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这一情况，我们请到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现任所长詹仁斌。他提供的信息显示，在1951年古生物所成立初期，员工名单中并没有顾知微等8人以及一些其他重要人物，但有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陈庆宣等人。但在一年后，古生物所人员名单发生了显著变化，包括了来自中央地质调查所的顾知微等人以及其他重要人物。这表明在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成立一年后，其研究人员进行了分流。其中地质研究所中从事古生物学研究的人员被划归古生物研究所，而古生物所内的非古生物学研究人员则划归地质研究所。
李璞，这位从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归来的学者，于1950年在中科院担任李四光副院长的秘书。不久后的1951年，中央的文教部门命令中科院组织一支工作队，李璞被任命为队长并兼任地质组组长，展现了他的卓越才能。人们猜测，可能是因为要组建这支重要队伍，李四光将李璞安排到了自己所长的古生物研究所工作。1952年的一个单位调整让李璞从古生物研究所转至地质研究所。但这时，李璞正在西藏进行一项重要的考察任务，他从1951年6月一直工作到1953年9月才返回。在他外出考察期间，他的工作单位已经发生了变动，尽管他那时在北京工作，但具体的办公地点却是在地指会而不是南京。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