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临终遗言是什么？他害了我暗指

袁世凯：从万众期待到遗臭万年

从华夏大地的热切期盼到全国人民的唾骂，袁世凯的人生轨迹犹如一颗流星，短暂而耀眼。他曾有机会成为东方的“华盛顿”，但最终却落得个“窃国大盗”的恶名，在众叛亲离中黯然逝去。关于他临终时所说的“他害了我”，其中深意引人深思。

让我们关注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身为嫡长子，袁克定并未继承其父的雄才伟略，反倒在袁世凯的强大气场下显得平凡无奇。他对“皇太子”之位的渴望，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在袁世凯统治逐渐稳固的日子里，袁克定更是费尽心机，试图在其父身边营造帝制氛围。

他深知袁世凯在意列强的政治态度，于是动起了伪造《顺天时报》的脑筋。这份报纸因其时政性强、影响力大，成为袁世凯了解国情、窥测日本政界态度的窗口。袁克定精心炮制了一份宫廷版的《顺天时报》，刊登各方支持复辟帝制的文章，以此误导其父，使其误判形势。此事败露后，袁世凯痛心疾首，责骂袁克定“欺父误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湘人杨度。杨度跟随大儒王运学习帝王之术，一心想要成为“帝王师”。他对君主立宪制度情有独钟，曾几次东渡日本深入研究。尽管他与汪精卫、孙中山等人交往密切，但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主张君主立宪是最好的政治体制。

1908年，杨度因袁世凯、张之洞的保荐，被清廷重用，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成为名噪一时的“宪政专家”。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过程中，杨度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呈送《君宪救国论》，积极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这场复辟闹剧一出场便遭到举国唾骂。

实际上，杨度和袁世凯在君主立宪的理解上存在分歧。杨度始终认为君主立宪比共和更适合中国国情。他在《君宪救国论》中指出，当时的民众尚未真正理解共和、法律、自由、平等的真谛，贸然由专制直接进入共和可能引发动乱。而君主立宪则可以通过君主制度防止未来为争夺元首地位而发生的动乱，并通过立宪实现民权。

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却利用杨度对君主立宪理论的鼓吹，试图实现君主专制政体。他虽然表面推崇杨度，实则并未委以重任，仅授予闲职。因为真正的君主立宪与现代政体在根本上是对立的。

袁世凯的复辟之路充满了曲折与争议。无论是袁克定的“欺父误国”，还是杨度的“固守己见”，都是袁世凯人生轨迹中的一部分。而最终，袁世凯的帝制梦想破灭，在举国唾骂中黯然消逝，留下了无尽的思考。袁世凯的帝王阴影：杨度或只是替罪羊

传闻中，袁世凯曾痛心疾首地呼喊“杨度误我”，但这真的是实情吗？或许这不过是他在困境中，为推卸责任而找的一个借口罢了。

深入，我们发现袁世凯心中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他的命运，与其说是被杨度所害，不如说是被他内心深处强烈的帝王梦想所累。

袁世凯的一生充满了矛盾和转折。他平定朝鲜的兵变，小站练兵，从一名落第的秀才一路攀升，最终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展现了他卓越的政治才能。在这背后，他的政治野心也在不断地膨胀。无论是他声称效忠君主立宪，还是后来赞同民主共和，其实都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政治，是一种政治投机的手段。而他的内心深处，始终向往的是独揽大权的专制统治。

可以说，袁世凯对于国家政体并不是真的关心，他真正在意的是自己能否掌握大权。这种强烈的帝王思想，不仅为他自己的悲剧埋下伏笔，也为后来的历史发展带来了沉重的阴影。他的帝王思想，为杨度的君宪救国论提供了实际操作的空间。

在民国之初，虽然共和政体已经开始建立，但专制思想仍然难以彻底清除。在这个转折与巨变的年代里，甚至连革命者本身对民主共和的理解也并不成熟。袁世凯作为新旧交替的时代宠儿，更是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他曾有机会成为一代伟人，但最终却落得了千古骂名。他推翻帝制又妄图称帝，让清室怨他，革命党恨他。

更为糟糕的是，在袁世凯的称帝梦破碎之后，张勋复辟闹剧上演，军阀混战频发，民主共和制度长期只是名义上的存在。由此可见，帝王思想不仅害了袁世凯，更阻碍了民国迈向真正的共和之路。这种帝王阴影，如同一个沉重的枷锁，束缚着袁世凯，也影响着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

当我们回顾历史，不仅要看到袁世凯的才能和贡献，更要看到他的帝王思想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也是一个时代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