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界大学英语，新视界大学英语长篇阅读4答案
全球政治思想研究在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下如何自处？当国际社会在全球化的大潮中面临诸多困境，特别是在当下的全球环境之中，我们必须认识到政治思想研究必须与时俱进，紧跟全球化和政治生活的步伐。李汉松教授（哈佛大学政治系、华东师范大学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
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既是社会思想像水分子一样无孔不入的扩散过程，也是意识形态主导的有意为之的改造工程。全球化影响下的政治语境具体而生动，既凸显普遍性和关联性，又带有具象性。全球化究竟改变了什么？是文本语言、时间跨度、地理范围，还是用于建构叙述的术语和路径？或是研究者个人的当下关怀和文化视域？全球政治思想研究究竟应该聚焦于全球状态本身，还是由不同利益规则驱动的全球化计划？这些问题正是全球政治思想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Global Political Thought）成立的初衷所在。
自学会成立以来，六次研讨会的讨论涵盖了广泛的议题，从到南亚，从万民法到食物史，反映了全球政治思想研究的现状。例如，海地区的政治变迁和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地形等议题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此背景下，如何理解空间的统一性和多元性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马提尼克裔作家格里桑（douard Glissant）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他的作品描绘了海的变幻、脆弱和流动性，强调了中南美洲世界的“共同空间”具有不同的生态系统形成的政治文化、法律规范和哲学问题。这引发了我们对于全球化进程中地理和政治关系的深入思考。
在全球政治思想学会中，希廉姆（Robbie Shilliam）提出了一个关于政治思想研究的案例牙买加的斯塔法里（Rastafarianism）运动。他论证了拉斯塔法里式的“理智”和从中投射出的“社会死亡”观念，并指出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人性受到社会的影响。这一观点与牙买加本土的社会学家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和作家温特（Sylvia Wynter）等人的观点相呼应。通过运动、传统和社群为单位发掘思想史的方法，有效地淡化了对个别理论的追捧，将政治思想的融入到具体的语境中。尽管非裔政治思想在近年来逐渐受到重视，但仍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如何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融入主流自由主义，如何在民族国家化的趋势下保持独立的思想旨趣等问题仍然需要我们思考和解决。因此我们需要寻找新的方法和视角来克服这些难题。绕过学院经典直击拉斯塔法里语境就是一种尝试但依旧受限其中引发我们深思的是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寻找到新的方法和视角来更好地研究和政治思想在全球时代中的发展轨迹和影响。这也是全球政治思想研究学会在未来需要不断的领域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一研究的未来进展吧！再如在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学术环境下，非洲裔的美国学者正在深入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他们面对的不仅是传统的英文文献，更有以英文论证的挑战。这些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不仅要关注那些曾在西方政治理论下倡导非洲“民族自决”和“联邦主义”的反殖活动家，更要深入理解这些理论是如何适应非洲本土实际的。这种挑战尤其体现在对非裔反殖活动家的研究中，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语言和语境的局限性，其思想如何关照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实践尤为复杂和微妙。在这种背景下，他们的研究也显得尤为重要。这也体现了学界的一种积极态度，那就是不盲目追求本土化或西方的虚妄理念，而是注重理解不同视角背后的规范性意义。这也意味着要在全球化和多元性的双重背景下，新的理论范式和工具，以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他们还需要深入理解非洲本土的政治意识和社会背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思考和研究。在这一方面，“思想史”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群岛在政治空间上是一个多层次、复杂而多元的存在。它既是开放与隔绝并存的地方，也是社交与自然环境相互交织的复杂产物。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各个岛屿之间虽然地理相近但文化差异显著，存在大量的流动和冲突，但也孕育出了丰富的政治意识。对于的研究不仅需要理解其历史和文化背景，还需要深入到具体的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中去文化机制和历史原因。研究政治思想史的学者需要从多层次的视角去分析这些复杂的政治现象和历史问题，不仅需要研究历史现象本身的因果联系，还需要深入挖掘隐藏在背后的文化机制和社会结构。他们还需要跳出单一群体的视角，从原住民、欧洲后裔以及地区的各种文化和传统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解读。这对于整个中美洲和地区在国际视野下的地位和作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种研究不仅能够促进跨民族、跨时段和跨传统的理解与交流，也能够为国际社会的政治思想和国际关系的理解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当前的学术研究在某些方面存在局限性。一些学者过于关注时尚话题和社会热点而忽视了真正的学术创新和研究。他们过于局限在某一特定的领域或者研究某一特定的群体而忽视了对其他地区和文化的和理解。这种现象的存在不仅阻碍了学术研究的进步和发展，也使得学术研究的价值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因此我们需要跳出这种局限性和自我异化的怪圈从全球微观史的角度去重新思考和政治思想和国际关系的深层次含义和价值这也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和研究的课题之一在历史的波澜壮阔中，无论是夏威夷、茂宜、瓦胡三岛的国王卡美哈梅哈一世，还是英伦三岛的乔治国王，都曾面临外来的威胁与挑战。从杰斐逊指责英王煽动叛乱到塞维亚等思想家对东南亚的社会主义愿景，这些历史事件都反映出人类在历史转折时期对政治思想的思考。
美国画家威廉沃尔卡特等人通过画作描绘了这些历史时刻，为我们提供了直观的视角去感受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与此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社会动荡中，关于政治思想的辩论也在悄然兴起。塞维亚等思想家试图寻找改良式的进步运动，规避教义与左翼信念之间的冲突，他们的思想火花跨越国界，即使遭遇失败，也值得我们深入剖析和切磋琢磨。
另一条引人深思的路径是重新解读经典思想家的思想渊源。当被贴上“西方哲人”标签的列奥施特劳斯受到“非西方”“反西方”传统哲学的影响时，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施特劳斯的智识深受亚伯拉罕传统哲学的影响，这一点在学界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施特劳斯与伊拉克裔硕学马赫迪的亲密情谊无疑也催化了他对哲学的热忱。施特劳斯在美国与诸多学者共同研讨，成立犹太和中古哲学研究所，这些研讨会背后的是如何为政治哲学提供更具吸引力的导向。
我们还可以从哲思云雾中回到现实的人间烟火。在与罗森鲍姆对话利比亚“食物思想史”的过程中，我们能看到物质与思想的纽带如何在环境变化、民生贫瘠以及殖民暴虐的现实面前瓦解。北非作为罗马和拜占庭帝国的“面包摇篮”，在意大利殖民扩张时期也曾面临乌托邦的破灭。这些历史事件都提醒我们，无论思想如何高远，最终都需要面对现实的挑战和考验。
无论是历史事件的反思还是思想家的智识，都是人类对政治哲学和社会现实的思考。这些故事不仅令人掩卷长思，更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激发我们去思考政治哲学的未来走向和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乔治三世无疑站在了金字塔的顶端，拉斯塔法里信徒们则处于底层。而贝维昂内、科拉迪尼和弗拉卡罗里则作为中间阶层人物，活跃在报纸公文上，留下了沙文主义的思想足迹。他们作为拓宽政治思想史的奉行者之一，不禁让人思考中层思想史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是为了记录那些虽名不见经传的小公知的思想历程，宣扬这些非主流的智识遗产，体现时代的普遍心态？还是希望通过填充中层思想史，与基层群众的精神体验以及经典著作的理论观念相互关联，构建一幅更完整的思想史画卷？将政治思想史的案例研究视作法学、商学中的案例素材或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数据点积累？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的问题。
当我们研究意大利沙文主义者心目中的利比亚乌托邦时，我们是否应该更多地关注南意大利内部的真实情况，如饥饿和镇压等问题？是否需要比较法帝国、英帝国和西班牙帝国的农业经济思想，并关注埃及、埃塞俄比亚的情况？是否需要深入寻常人家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日记、账簿，或是挖掘外交档案、重新解读学院讲义？尽管学术劳动的高度分工可能不允许我们过于追求全面，但思想本身即是一种奢侈。我们需要深入理解、全面，避免学术研究变得枯燥无味。在处理信息数据的层次上，我们需要寻求思想上的“剩余价值”。
贝维昂内、科拉迪尼和弗拉卡罗里等意大利记者、政治家，他们的思想和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史资源。例如贝维昂内的《我们如何来到的黎波里》以及相关的意属利比亚地图，都为我们揭示了他们的思想和关注点。
在学术研讨会上，迦毗罗从南亚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对“全球”概念提出了质疑。他强调了印度思想的具象性和全球时代的公民生活。尹克巴尔则观察到民族国家和国际纷争之间的缝隙中，印度等地区的无助感。他提倡在全球时代维持公民生活，转向了共和主义。他将“全球”和“民事”对立起来，重新定位了共和主义在政治思想中的地位。但我对此持有不同看法，因为少数群体的无助感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公民权的剥夺。对于许多政治群体而言，现代民族国家的公民权构造、概念和界限往往带有陌生性、不公和矛盾。对抗排他性的公民权不只有建立另一种排他性的公民权这一种方法。我们需要认识到更广阔的公共界域的形成，是基于共同生产、共同生活、共同分配的集体意识。个人和群体通过多种渠道参与更广泛的人际和国际活动，实现他们的自然社交性。关闭主权搞共和主义只是一条路径，但不是唯一选择。我们需要超越狭义的共和主义框架，看到印度思想中的Fraternité的广义博爱。否则，我们可能会陷入排他性政治的泥沼。
伊克巴尔等政治运动家的思想和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全球”既是一个确切存在的概念，也是一种隐喻。我们需要认识到它是一个立体的范畴，由多维度的平面作用形成，而不是拒绝国家和国际概念的二维性。如今流行的“全球”概念源于英文的法语借词global（e），随着航海时代的到来，它逐渐获得了mondial（世界）的意义。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需要认识到即便在共和主义的源头，公民生活也置于全球之中，并从中汲取理论意涵。如果我们把政治思想史看作是一种启发性的阐释学，那么我们应该摆脱束缚想象力的铐链枷锁，让政治思想史成为真正的政治介入工具。政治思想史不必局限于佛经中的“三千大千世界”，只需关注每一个小世界的变化和发展即可。梵文一词“”，描绘了一个人类共同聚居的世界，这一概念跨越了文化和语言的界限。从古希腊的“宇宙”（κσμο）和“人间”（οκουμνη），到拉丁文的“众壤之环”，其表达了一种对于人类居住环境的广阔认知，指向了一种无固定界限的共生共存状态。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世界观的演变历程丰富多彩。从城邦和帝国的兴起，到埃及的古老文明，从迦太基的辉煌到中亚塞族的漫游，乃至遥远的东方印度和被称为“丝人”的民族。这一过程伴随着历史长河的流淌，历经中世纪，随着航海时代的到来，逐步走向近代早期的“世界舞台”（Theatrum Orbis Terrarum）。
现今，我们生活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舞台上。关于世界舞台的模样，我们比任何时期的前人都更加明了其面貌，但与此我们也似乎比任何时期的前人都更加畏惧想象其未来的发展。在全球政治思想史的进程中，我们或许需要一种力量来壮大胆识，恢复那种政治想象的能力。
全球政治思想史学会或许可以承担起这样的重任。它不仅致力于挖掘和继承前人的智慧，同时也鼓励我们拓展想象空间，超越已知界限。在这个学会的支持下，学者们可以勇敢地未知领域，深入理解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转的。这样的努力，不仅将完全实现学会的使命，而且将超越我们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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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