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决定官运：中国历史上的两大青天！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官员，其中包拯和海瑞无疑是两大“青天”，他们的事迹被世人传颂，成为清廉正义的典范。今天，我们来一下这两位清官的仕途差异，以及背后的原因。

包拯和海瑞，都是古代官场上的佼佼者，但他们的仕途却截然不同。包拯的官运亨通，一路绿灯，26年间25次升官，几乎平均一年一升迁。而海瑞的仕途则充满坎坷，身世浮沉雨打萍，起起落落，大部分时间都被罢黜闲置。

那么，为什么两人的官运有如此大的差异呢？

海瑞的一生，几乎是个孤胆英雄，有勇气，没朋友。他的朋友圈较为单一，缺乏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在政界的孤军奋战中，海瑞被视为异端，遭到诸多势力的围攻和夹击。相比之下，包拯的朋友圈则高大上得多，周围不乏大咖的点赞和支持，这也为他仕途的顺利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包拯和海瑞的官场风格也有所不同。包拯虽然也是耿直boy，但他更懂得如何与皇帝沟通，善于抓住时机进行谏言，怼天怼地怼贪官污吏。他的直言敢谏赢得了皇帝的尊重和信任。而海瑞虽然也敢于直言，但他的方式更为激进，有时让皇帝气到怒骂他是“畜物”，这种激进的方式虽然赢得了直名的美名与尊重，但也为他仕途带来了诸多困扰和波折。

两人的出身和背景也有所不同。包拯出身于名门望族，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较高的情商和智商。而海瑞则是小举人出身，“举人多如狗，进士满街走”，他的起点较低，上升空间相对较小。

包拯和海瑞都是杰出的官员，他们的清廉正义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和赞誉。但仕途的差异并非简单的情商问题，而是与朋友圈、官场风格、出身背景等多种因素有关。在现代社会，我们应该尊重历史事实和文化差异对于人物塑造的影响同时借鉴他们的清廉正直精神追求真理和公正不断追求进步和发展。通过理解这些差异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历史并从中汲取智慧和启示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包拯，这位在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荣登进士榜的人物，进入了一个堪称两宋“第一榜”的群体，其中不乏后来身居宰执的高位者。这些“同年”们，在政坛上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群体，彼此间的情感纽带深厚如兄弟。包拯，也由此融入了这个圈子。

不仅如此，包拯还与文彦博结为深厚友谊，更与韩琦私交甚笃。这两位在当时的政坛上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为包拯提供了坚实的后盾。这样的朋友圈，让包拯在官场中如鱼得水，即使面对纷争和弹劾，也能步步高升。

在三司使任上，包拯曾遭遇两次兵变，虽与军队补给有关而需负连带责任，但他的官运并未受影响，反而在一年之内升为枢密副使。这一次的神秘升迁，再次证明了朋友圈的重要性。但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当时政治生态的开明。

朋友圈对于一名清官的处境有着重要影响，但在皇权体制下，真正的决定因素是政治生态的开明程度。同样是对皇帝提出批评，包拯直言不讳后依然能够官运亨通，而海瑞则遭受了牢狱之灾。这并不是偶然，而是取决于时代的大环境。

宋仁宗时期的士大夫群体，包括谏官的获得感远胜于其他时代，这也影响了两代士人的精神风貌。在这样的时代里，做个清官不仅可以获得仕途的顺利，更能赢得名声。反之，在一些政治生态恶劣的时代，清官往往遭受磨难。

当时的一位和尚回忆说，仁宗皇帝曾特意嘱咐不要让人看见他赐予的紫罗，否则包拯等台谏官又会批评他。可见，包拯的直言敢谏不仅是个人品质的体现，更是当时政治生态的反映。宋仁宗以及当时的皇帝们明白，必须尽量少让谏官们找到批评的机会。

相比之下，海瑞所在的明朝嘉靖时期的政治生态则截然不同。明朝时期，士大夫被羞辱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大礼议之争中，134名谏言的大臣被集体廷杖，当场死亡16人。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海瑞的直言不讳无疑是在刀口上跳舞，能保住性命已属万幸。

回到宋朝，为什么有人会觉得仁宗时期是最坏的时代？其实，一个时代的好坏不能只看表面的批评声有多少，更要看真实的表达是否被鼓励，隐藏的黑暗是否被揭露。在真正美好的时代里，批判之声不绝于耳，因为真实的表达被允许，而美好的事物被视为理所应当。

包拯的幸运在于他身处的时代允许批评，这让世界更美好。而海瑞的悲剧则在于他未能认清自己所处的时代，依然坚持真实的表达，结果遭到了残酷的打压。至于情商，对于正面人物来说，或许从来都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因为在这个世界里，真实的表达才是真正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