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民族大学学报，西北民族大学学报投稿经验
丝绸之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古老之路
自古以来，我国与西域诸国的交往就沿着一条特定的陆路展开，这条道路因丝绸贸易的兴盛而被称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商贸的通道，更是东西方文化、艺术、宗教交流的重要桥梁。
传统的丝绸之路，从长安、洛阳出发，穿越河西走廊，延伸至西域各国。再向西，经过中亚、西亚，直至地中海沿岸。这一陆路交通线，被赞誉为“陆路丝绸之路”或“绿洲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我们还有“西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等其他的交通路线，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的对外交流网络。
位于丝绸之路东段的西北地区，是中外关系研究的核心区域。这里见证了汉唐时期中原政权与西域的交往、佛教的传入与发展、粟特人的入华、波斯“三夷教”的流传，以及中亚、印度、伊朗文化的东渐。研究材料如敦煌写本、汉简、吐鲁番文书等，为我们揭示了西方语言、文字和外来文化在华发展的历程。而石窟寺、墓葬石刻等则是研究艺术和文化在华发展的重要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随着国内外考古工作的推进，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关系的研究日益深入。尤其是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以来，学术界的交流推动了对丝绸之路研究的快速发展。西北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的核心地段，研究成果尤为丰富。
其中，中国古代中原与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是一个重要议题。西域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丝绸之路都是中外交流的关键通道。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研究者就开始关注西域人的华化问题以及中原的胡人状况。张骞通西域后，西汉与西域诸国的关系对丝绸之路的畅通至关重要。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中原局势动荡，但西北地区的丝绸之路依然畅通无阻，且在路线上有所变化。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多民族聚居区。悬泉遗址出土的汉简揭示了汉代敦煌作为西出中原的重要交通枢纽，以及其与西域之间的紧密贸易联系。贵霜帝国在帕米尔以东地区的贸易活动也有迹可循。
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交流的重要通道，它不仅仅是一条商贸之路，更是一条文化、艺术、宗教交流的桥梁。通过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融合，感受人类文明的博大精深。罗布泊地区遗址所出土的曹魏至前凉时期的简牍文书，揭示了敦煌与新疆之间交通的频繁往来。这一历史背景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伊朗萨珊王朝的兴盛时期相重叠。萨珊王朝在中亚和西亚的辽阔领土上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其货币甚至具备了国际流通的资格。直至2007年，中国境内发现的波斯银币数量超过一千九百枚，这些钱币在广东、新疆、甘肃等多个省份都有发现，充分说明了中原与西域、波斯之间的贸易往来和交通之便捷。在丝绸之路上发现的丝织品，是这一时期西域与中原经济文化交流的见证。
除了传统的游牧民族如匈奴和乌孙，这一时期西域还有鲜卑、柔然、高车等民族活跃。新疆地区发现的多种文字，如吐火罗文、于阗文、卢文等，反映了多种文化的交融与频繁交流。其中，卢文是鄯善国的主要文字，出土的文书记载了鄯善国与内地的贸易联系。张荣芳认为，中原与鄯善之间的贸易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其形式包括官方贸易和民间自由贸易。
西域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西域各民族与中亚、蒙古等地的民族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于人种、民族交流和文化融合等问题，一直是边疆史和民族史研究的热点，也对丝绸之路早期人种和族群的来源与形成研究至关重要。
唐代是中原王朝控制西域大片领土的重要时期，吐鲁番出土文书资料为这一研究提供了丰富依据。唐长孺主持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公布了系统的文书资料，为研究唐代西域与中原及西方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资料。与此涌现出大量研究丝绸之路文化的成果。唐代与吐火罗、吐蕃、西域、突厥、中亚、大食之间的复杂政治关系，以及交往的多种形式，如玄奘西行、景教的传播等，都是唐代丝绸之路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安史之乱后，丝绸之路中断，“回纥路”成为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从晚唐五代至元代，回鹘成为丝绸之路的主宰。关于这一问题，有多部专著进行深入。黑水城文献对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
西域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丰富多彩，值得深入研究。通过文献资料的挖掘和考古发现的解读，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这一地区的文化交融和历史变迁。自20世纪初以来，出土了大量关于西夏国与元代的文献，揭示了丰富的历史细节。从文献中可知，来自大食、西州等国的使者和商人都曾到访西夏进行贸易，而西夏与印度之间的贸易文化往来也持续频繁。先前人们认为西夏破坏了丝绸之路的贸易，但新出土的文献显示，西夏主要是为了掠夺与北宋的盟友，与北宋的矛盾才导致丝绸之路的某些阻碍。随着北宋的灭亡，南宋逐渐退出陆上丝绸之路，而西夏则积极投入到东西方贸易活动中。近四十年来，学者们利用这些文献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在学术界，关于元代是否被视为丝绸之路的衰落期一直存在争议。实际上，元朝统一了欧亚大陆，促进了东西方的交往繁荣。元代的敦煌并非人们想象中的落后，而是文化发达、多元文化交汇之地。印度、西亚、中亚及中原的文化在这里交融，形成了独特的个性文化。这些问题仍有待学术界的深入研究。
在新疆，石窟艺术也是中外文化关系的重要体现。佛教传入西域后，形成了诸多文化中心，如龟兹、克孜尔等。龟兹石窟艺术吸收了印度、犍陀罗、中亚和中原等多种艺术元素。克孜尔石窟中有很多具有印度艺术风格的石窟，如支提窟等。吐鲁番的文化多元性也十分明显，佛教在此地的传播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吐峪沟石窟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值得注意的是，柏孜克里克石窟中存在不少摩尼教绘画，这反映了摩尼教在当时吐鲁番的兴盛。随着回鹘的西迁，摩尼教在高昌回鹘汗王的支持下迅速发展壮大。但后来，摩尼教势力逐渐减弱，最终销声匿迹。
丝绸之路沿线留下了大量不同风格的遗迹，这些遗迹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从龟兹石窟到吐鲁番的摩尼教绘画，无不展现出丝绸之路文化的多元性和丰富性。这些遗迹不仅记录了东西方贸易的繁荣，也反映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它们生动地展现了人类在历史上的辉煌成就，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交流的重要性。在贵霜王朝的繁荣地带，如印度、中亚以及新疆，钱币上的艺术形象多元且引人入胜。这些钱币上不仅刻画了拜火教最高神阿胡拉马兹达的威严形象，还有印度教梵天神的象征，更有佛教的释迦牟尼佛立像和弥勒佛坐像。令人瞩目的是，其中还融入了希腊和罗马男神女神的雕塑艺术风格。这些丰富的艺术元素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文献中得到了呼应，文献种类繁多，涉及多种文字，见证了各民族对多元文化的吸收与融合。
在新疆鄯善县的吐峪沟千佛洞东南，有一座被称为艾苏哈卜凯赫夫的麻扎，这里是我国境内最古老且最显赫的宗教圣地。它不仅展现了宗教文化的深厚底蕴，也折射出多元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的交融与传承。以艾苏哈卜凯赫夫麻扎为核心的吐峪沟文化遗存，使我们能够窥见多种宗教在此地共存的痕迹，如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同时也看到了回鹘民族的萨满遗风。
敦煌石窟艺术，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代表，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逐渐扎根并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以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石窟是世界壁画艺术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石窟遗迹。敦煌石窟艺术深受印度犍陀罗艺术的影响，犍陀罗艺术融合了印度教义和希腊艺术形式，从犍陀罗的大月氏国传入中国，首先抵达新疆，而后沿着丝绸之路东传至甘肃。
敦煌石窟艺术的形制、雕塑艺术风格、壁画题材内容以及装饰图案风格等方面都受到了西域尤其是新疆地区石窟艺术风格的影响。许多研究者从西域尤其是新疆古龟兹地区石窟艺术中寻找敦煌石窟的源头。例如，敦煌石窟建筑中的支提窟、毗诃罗窟等都受到中印度支提窟和中亚、龟兹石窟的影响。雕塑艺术方面，交脚弥勒佛（菩萨）造像、思维菩萨像等明显受到印度、中亚雕塑艺术风格的影响。壁画题材内容方面，敦煌石窟中的某些故事画，特别是本生故事画受到印度浮雕和新疆壁画的影响。装饰图案风格方面，敦煌早期石窟的装饰图案受到印度、中亚、西域及我国中原传统装饰纹样的影响。
敦煌石窟艺术是多元文化交融的典范，它不仅反映了印度、中亚的文化艺术特色，也体现了我国各民族对多元文化的吸收与融合。这种文化的交融与传承，不仅丰富了人类的文化宝库，也为我们的精神世界带来了无尽的启示和感动。丝绸之路，一条跨越时空的文化桥梁，承载了无数外来艺术元素，从遥远的西方传播至东方。敦煌石窟艺术便是这一交流的生动见证。北朝之后的敦煌艺术，不仅深受中原画风的影响，同时也融合了来自西方的艺术元素。例如，开凿于642年左右的莫高窟第220窟中的“帝王礼佛图”和“新样文殊像”，便是受长安画风影响的有力证明，展现了中原与敦煌之间道路交通和文化交流的繁荣景象。
粟特人，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经商才能，在丝绸之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促进了东西方经济贸易的交流，更带来了艺术、文化、语言等方面的交融。从公元3世纪开始，大量粟特人涌入中原内地，其中一些人甚至在丝路沿线城市定居。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粟特文文书，反映了汉至唐五代宋初粟特人在这些地区的活动状况。粟特人的信仰、生活、文化、艺术等为我们研究丝绸之路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他们的墓葬艺术对中国西北地区的墓葬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猎豹、胡服、胡貌等胡风因素在隋唐时期的墓葬中随处可见。
除此之外，粟特文在古代丝绸之路沿线被广泛使用，对回鹘文、蒙古文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粟特人还利用自己的语言天赋在各民族间担任使者，传播文化。他们不仅是商业贸易的承担者，更是在政治、文化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摩尼教、景教等宗教的传播也与粟特人息息相关。
丝绸之路，不仅是政治、经济交流的大动脉，更是文化传播与交融的大通道。印度的佛教、耆那教，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景教、摩尼教等，都沿着这条道路传入中国。中国的道教也沿着这条道路向西传播。
“三夷教”是中国汉文典籍中对中古时期在中国的三种外来宗教的统称，它们的传播与丝绸之路商业贸易密不可分。这些宗教的传播方式与印度商人和佛教的传播方式相似，波斯商人也在商路上奔走，随着商业的发展，宗教活动也随之发展。这些宗教的传播形式及载体都与丝绸之路的商业贸易紧密相连。
祆教，作为粟特人的主要信仰，随着他们的商业活动不断向东扩展，沿着丝路贸易的脉络，僧侣们借助商队的力量传播教义，商人们在漫漫长路上也寻求着精神的慰藉与寄托。这种与商贸的紧密结合，成为祆教传播的天然优势。
摩尼教，这一在拜火教基础上吸收和其他教派教义的世界性宗教，从4世纪至6世纪在中亚和地中海一带广泛流行。694年，当摩尼教传入中国，与回鹘的牟羽可汗相遇后，被定为国教，从而在唐代中国境内迅速扩散。粟特商人作为摩尼教的主要传教士，沿着丝绸之路，其身影出现在各商业城市的摩尼教活动中。景教也沿着这条古老的商贸路线，由波斯传入中国，沿途留下了主教驻锡的痕迹。长安与洛阳的波斯寺中，教徒虽以西域胡商为主，但也有唐人皈依其中。
敦煌和吐鲁番，作为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历史上不仅是东西各国、各族交往频繁的见证，更是世界文化融汇的中心。在这里，大多数随着丝绸之路流传的宗教都能找到踪迹，其中尤以吐鲁番的宗教活动最为活跃。在敦煌的藏经洞和吐鲁番的石窟中，发现了多种宗教的文书资料和绘画，展示了丝绸之路文化的包容性和互动性。
这些外来宗教的传入，不仅为中原地区带来了丰富的文化氛围，还影响了书写方式、艺术风格和民间风俗。敦煌的新书写方式，或许受到了粟特文书写方式的影响。摩尼教的绘画传统和精美的装帧艺术，为后来的宗教经典书写方式带来了极大的影响。道教甚至吸收了这些外来宗教的经典内容，《老子化胡经》便是其例证。摩尼教深刻影响了回鹘的宗教信仰，从大英图书馆所藏的《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中可见一斑。
敦煌的赛祆仪式和艺术作品也生动地体现了祆教的融入。在莫高窟的壁画中，可以看到大量的祆教艺术元素，如日神、月神形象，畏兽图案等。这些现象都展示了祆教仪式逐渐渗透进中国民俗的历史进程。
景教作为的一个分支，在唐朝时期开始在中国传播。在新疆、甘肃、陕西等地，都留下了景教的碑铭、器物、绘画和文书等资料。在蒙元时期，随着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景教在蒙元地区也迅速发展，见证了外来宗教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和繁荣。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内在西北丝绸之路与中外关系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外来宗教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和发展，不仅丰富了中原地区的文化氛围，也展现了丝绸之路文化的包容性和互动性。中国的西北地区，如一部厚重的历史长卷，横跨古代丝绸之路的辽阔疆域，承载并见证了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繁荣与辉煌。这里，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如繁星点点，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而不断的考古发现也在持续丰富和深化我们的认知。无论是古城遗址、墓葬群，还是石窟艺术，以及这些地方的绘画、文字和文书材料，它们都不是孤立存在，而是揭示了各地文化间的紧密关联和交融。
自汉代起，丝绸之路作为东方与西方的桥梁，吸引了众多来自中亚、西亚、印度乃至地中海的各色人群。他们带着各自的商品、文化、艺术和信仰来到中国，其中一些西方人更是选择在中国扎根繁衍。这条国际通道不仅关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反映了不同的国际形势和各方势力的变迁。各国在此背景下的对外政策也随之变化。特别是从西域进入中国西北的大门，成为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外来因素之一。这些外来元素在中国西北地区留下的痕迹丰富且独特，是研究西北丝绸之路与中外关系的重要切入点。
尤其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时期，西方的粟特商人在西北地区尤为活跃。他们不仅在此聚居，还将自己的文化和信仰带入中国，体现在语言、文字、墓葬等方面。这些信仰粟特人的胡人还将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带入中国，开展传教活动，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中国的西北地区在丝绸之路的研究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亦是如此。虽然中外史料中有不少关于中国与西方世界交往的证据，但中古时期的交往材料相对匮乏。幸运的是，敦煌、吐鲁番、黑水城等地的出土文书填补了这一研究的空白，使我们得以重新认识那些几乎被时间抹去的历史。研究者们利用这些材料，从细微处入手，逐步还原出古代西北丝绸之路与西方文化互动的原貌。尽管过去的研究已取得显著成果，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多新问题被提出，新的领域不断被开拓，西北丝绸之路将继续在中外文化关系研究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作者祁晓庆博士，甘肃敦煌人，主要从事敦煌学与中外关系史研究；另一位作者杨富学博士，河南邓州人，主要研究西北民族史与中外关系史。他们的研究成果丰富，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我们感谢他们及其他研究者们的辛勤工作和付出，使我们对古代丝绸之路的理解更加深入和丰富。杨富学、刘源在《卢文简牍所见汉晋时期鄯善国与于阗之关系》一文中，深入了汉晋时期鄯善国与于阗的关系，这篇文章被收录在了刘进宝主编的《丝路文明》第4辑中。杨富学、陈爱峰则通过《西夏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以黑水城出土文献为中心》，详细阐述了西夏与丝绸之路的紧密联系。鲁人勇的《灵州西域道考略》和罗丰的《五代、宋初灵州与丝绸之路》，则聚焦于灵州在西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
韩茂莉在《宋夏交通道路研究》中，对宋夏时期的交通道路进行了深入。陈旭的《唐宋时期中西交通史中的灵州》为我们揭示了唐宋时期灵州在中西交通中的重要性。杨富学及其团队在多篇文章中了西夏与周边关系以及敦煌多元文化的交融。
满盈盈的《犍陀罗艺术及其东传龟兹考》带我们领略了犍陀罗艺术的魅力。林梅村在《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新论》中，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西域文明的全新视角。万熹和杨波在《论克孜尔石窟涅佛像的笈多风格》中，对克孜尔石窟的涅佛像进行了深入。
晁华山在他的多篇文章中，对摩尼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田卫疆主编的《吐鲁番史》为我们揭示了吐鲁番的历史文化。Geng Shimin和森安孝夫对外国学者对摩尼教的研究也有重要贡献。李树辉在《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高昌回鹘文化》中，详细描述了高昌回鹘文化的多元融合特点。
王欣的《艾苏哈卜凯赫夫麻扎与吐峪沟..文化》带我们走进了吐峪沟的文化世界。贾应逸、李崇峰等多位学者在敦煌石窟的研究上有重要贡献，他们的研究涵盖了比较研究和个案研究等多种方法。殷光明的《北凉石塔研究》为我们揭示了北凉石塔的艺术价值。宫治昭的《敦煌美术与犍陀罗印度美术早期敦煌美术受西方影响的二三个问题》为我们揭示了敦煌美术与印度美术的紧密联系。张元林和多篇关于莫高窟的研究文章，让我们看到了中印艺术的融合及其独特魅力。
张元林的《论莫高窟第285窟日天图像的粟特艺术源流》一文，深入了莫高窟中的日神月神图像与粟特艺术的深厚渊源，为我们揭示了敦煌艺术的独特魅力。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Zhuang Yuanlin的《Images of Sun and Moon Gods in Dunhuang Murals Between the Sixth and Tenth Centuries》，这篇文章从古代中亚与印度文化的交融中了敦煌壁画中日月神图像的起源与发展。
刘永增的《敦煌莫高窟隋代涅变相图与古代印度、中亚涅图像之比较研究》深入挖掘了隋代涅变相图与古代印度和中亚文化之间的联系。贾应逸、施萍婷等学者的研究则进一步了莫高窟中的涅经变，揭示了古代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史苇湘的《从敦煌壁画〈微妙比丘尼变〉看历史上的中印文化交流》为我们提供了从敦煌壁画角度观察中印文化交流的独特视角。而李敏的《莫高窟西魏北周装饰图案研究》则为我们展现了莫高窟西魏北周时期的装饰图案之美。
姜伯勤对密石窟寺以及西域美术中的乌浒河流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荣新江则聚焦于敦煌的丝路往来与翟家窟画样的来历。他的《波斯与中国两种文化在唐朝的交融》一文，展示了唐朝时期波斯与中国文化的交融盛景。
程越的《入华粟特人在唐代的商业与政治活动》一文，揭示了入华粟特人在唐代的重要地位与贡献。与此杨富学、马小鹤、芮传明等多位学者对摩尼教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孟凡人的研究聚焦于高昌回鹘的文化特点。林悟殊则聚焦于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与中国古代的祆神崇拜之间的关系。赵洪娟则从晚唐五代敦煌的“赛祆”习俗出发，了祆教习俗与中国节庆风俗的融合。对景教的研究也揭示了唐朝时期中外宗教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