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皇帝枭斩黄膘李三rd

在顺治九年的寒冬，京师陷入了一片紧张和不安之中。急递的前线军情奏报频繁传入紫禁城，使得气氛凝重而沉闷。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随着酷寒的冬风，郑亲王济尔哈朗和内大臣们被急召入宫，引发了太监与内廷苏拉们的窃窃私语和不安。

这次不同寻常的召见，竟然是为了审理一名在京师肆虐的盗贼“黄膘李三”。此贼原名李应试，曾是明朝重犯，漏网出押后，在京数十年远近震慑，官吏对其畏之如虎。李三专门豢养强盗，勾结奸枭，私设关卡，甚至垄断京师前三门的商业活动。更令人震惊的是，他在外城仿照朝廷六部建制，设立房屋，成为京师的一大隐患。

另一名盗贼头目潘习之，本名潘文学，原本是一个马贩，逐渐成长为北方盗贼的领头人。他散放健壮马匹，接济南北的盗贼，使其如虎添翼。这两名盗贼横行京师多年，却鲜有司法官员过问。相反，文武官员多有与其投刺会饮，甚至司法之官尚与其沆瀣一气。

这次案件引起了顺治皇帝的高度重视，下令郑亲王与内大臣亲自审理。经过再三鞫问，两名盗贼及其党羽被定罪。顺治皇帝愤怒地下令将黄膘李三、潘文学及其子侄行枭斩之刑，其他爪牙帮凶也一并正法。他严令内外文武大小官员今后对奸盗之徒应缉捕参奏，如有与奸盗往来者，将连坐受罚。

黄膘李三和潘文学虽已枭斩，事情并未了结。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审案时发现汉大学士陈之遴等人对此案默无一语。当被诘问时，陈之遴等人以自身安危为理由，解释了为何不敢过问。此事引发了顺治皇帝的疑惑，他质问为何一个巨盗能在京师横行多年而无人敢过问。

在顺治十年正月，顺治皇帝多次召见大学士陈之遴等人，质问他们为何对黄膘李三畏惧不敢举发。陈之遴等人以李三虽恶但难以捉摸为由解释了自己的行为。顺治皇帝愤怒地指责他们身为大臣却瞻顾利害，并非忠臣。

面对皇帝的怒斥，陈之遴等人嗫嚅不敢答。而后，顺治皇帝再次质问他们为何官民皆对李三惮之如虎。陈名夏等人回答李三虽非大害但确实让人畏惧。这一案件揭示了权力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面同时也展现了皇帝对于正义的坚持和对忠臣的期望。这一事件在京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也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在繁华喧嚣的京城，五方杂处，各色人等如李三者，亦不乏其人。今日一个李三正法出台，明日又有一个李三崭露头角。陈名夏对于如何根除李三这类人物对大学士的陷害，以及如何去解决这一问题，他的表述显得颇为模糊。顺治皇帝似乎领悟了其深意，不再追问。

顺治皇帝的谕令中提及：“李三乃小人一个，我之所以屡次提及，并非是对他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关注。我真正的意图，是希望各位大臣能够改变心态，开阔思路。一旦有所察觉，立即上报。”他还声明：“从今往后，我不再提及李三这个名字。”（《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一）

尽管这段君臣间的对话，仍然没有揭示黄膘李三猖狂的真正原因，但回溯到清初动荡的社会背景，我们不难发现朝廷为了维护统治，制定了一系列严酷法规，如逃人法、投充法等。这些法规被用来诬控某些官员窝藏逃人，迫使官员屈服。而主审黄膘李三一案的郑亲王济尔哈朗，正是逃人法的坚定推行者，他曾多次镇压反对逃人法的汉官。在这种高压之下，陈之遴等汉大学士难以直言真相，只能保持沉默。

在清初民族矛盾尖锐的背景下，顺治皇帝既不能也不愿废除逃人法。主张废除投充法的汉官王永吉因此遭到流放。这种“大学士害怕盗贼”的奇怪现象，一直持续到康熙亲政、废除逃人法之后。

历史的漩涡中，京城依旧繁华喧嚣，五方杂处的人潮中，李三这样的角色或许难以避免。但历史的进程终究会推动变革，如同康熙皇帝的执政，带来了新气象，使得那些曾经的困扰逐渐退去，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新的希望与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