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安徽大学学报哲
引言
墓志铭，一种独特的文体，其主要功能在于向后世读者介绍墓中死者的生平事迹。它的特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它是为后世读者而写，而非当代，因此在完成后需要得到死者亲属或僚属友朋的认可。它虽产生于纸上，但最终刻于石上，埋于墓中，形成了纸本和石本两种形态。比较这两种形态的墓志铭，有时会存在差别。那么，墓志铭如何从纸上转移到石上？这一过程又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深入了解这种文体具有重要意义。
墓志铭是志和铭两种文体的合称。明代的徐师曾在其《文体明辨序说》中对墓志铭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指出，墓志铭在古代主要用于铭刻功德，而到了汉代，开始将死者的生平事迹刻于墓侧，形成了现代的墓志铭。这种文体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形式和别称，如神道碑、圹铭、碑铭等。不论其形式如何变化，其核心内容始终是介绍死者的生平事迹。
纸上墓志铭
纸上墓志铭，主要保存在文人别集及诗文总集中。它是一种尚未完成的文本，留有许多未定项和空白项。它的完成需要经历纸本形态的消费环节，经过死者家属的阅读、改动、认可和确定，然后才能上石，成为石上墓志铭。
纸上墓志铭的来历并不简单。多数读者可能认为纸上墓志铭的撰写者就是墓志铭的唯一作者，但实际上，纸上墓志铭的撰写者并不是唯一作者。在撰写之前，多数都有死者的行状，包括纸本的行状和口述行状两种。撰写者只是根据行状进行笔录和加工。纸上墓志铭实际上是有合作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一些问题。如墓志铭的语言风格应当严谨而真实，避免夸大或虚假的内容。同时也要注意保护隐私和尊重死者及其家属的意愿等问题。此外还要考虑到不同时代和地域的文化差异以及不同的宗教信仰等因素对墓志铭的影响等都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墓志铭这种文体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从而更好地认识其价值和意义关于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也有待我们进一步挖掘与解读总之纸上墓志铭是一个充满魅力的研究领域值得我们深入和研究下去以揭示更多关于人类历史文化的宝贵信息。在古代中国，墓志铭的制作过程充满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复杂的社交关系。它不仅是对逝者的纪念，也是对丧家在社会权力网络中的位置进行确认与强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了许多人物和事件，如死者的赠官、谥号等，以及亲属们为了求得墓志铭而准备的行状。行状的撰写者不仅仅是死者的直系亲属，还包括门生故吏、兄弟甚至长辈、妻妾等。这些行状，有的由死者生前托付给特定的人撰写，有的则由死者的亲属或朋友在丧家请求下完成。这些行状的内容包括了死者的生平事迹、家族关系以及对其的评价等，是墓志铭的主要构成部分。
在墓志铭的制作过程中，还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就是留空。留空的方式有直接留下空格和以“某”、“某某”代替。这种现象在六朝唐人的墓志铭中尤为常见。留空的原因主要是出于避讳，死者子嗣等不便直呼其名、其先世名，故在行状中留空。填写这些空白的人可能另有其人，也可能是死者亲友托名他人。这种留空的现象，反映了古代中国社会中对于死亡和逝者的敬畏和尊重。
墓志铭的撰写者也有其特殊地位。他们不仅仅是记录者，更是社会权力的体现者。他们的笔触能够决定逝者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形象。他们在撰写墓志铭时，需要充分考虑各种社会因素，包括逝者的生平事迹、家族背景、社会关系等。他们还需要考虑墓志铭的接受者，即丧家的要求和期望。
以韩愈所撰墓志铭为例，他的墓志铭不仅记录了逝者的生平事迹，还反映了其家属的请求和期望。他的笔触既体现了对逝者的尊重，也体现了其对社会权力的敏锐感知。他的墓志铭，既是对逝者的纪念，也是对社会权力网络的一次描绘。
纸上墓志铭，是一种尚未完成的艺术品。它的完成，需要志主家属的参与和审阅。家属们会讨论、修改，甚至可能进行多次的修改和润色，直到满意为止。这一过程确保了墓志铭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同时也体现了对逝者的尊重和缅怀。而当这一过程完成后，纸上墓志铭将被正式上石，成为永恒的记忆。
从纸上到石上，墓志铭经历了许多变化。填讳的过程，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子孙为祖先撰写行状碑志等文字时，会请人代写其祖先名号。这一过程中，对于是否要避讳，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避讳是对死者和先世的不尊重，也有人认为这是古法，必须遵守。实际上，填讳的意义在于对逝者的尊重和纪念，同时也体现了家族的传承和延续。
除此之外，墓志铭的撰写还涉及到其他的问题。比如志文的撰写、书写人的选择、篆盖的处理等等。这些都是确保墓志铭最终能够完美呈现的重要环节。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文人墨客的参与，为墓志铭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从纸上到石上，墓志铭的完成是一场跨越时空的艺术创作与传承之旅。它不仅记录了逝者的生平，也体现了家族的情感和文化的传承。在这个过程中，撰写者、家属、书法家、雕刻师等各方参与者的努力，共同创造了一件件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些墓志铭，如同历史的见证者，静静地诉说着过去的岁月和故事。
回到现实中，当我们面对这些石刻的墓志铭时，我们不禁会被其精湛的艺术价值和深厚的历史内涵所震撼。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文化的传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禁要感叹，那些曾经参与创作的人们，他们的智慧和才华，为我们留下了如此宝贵的遗产。
我们应该珍视这些墓志铭，让它们的故事得以传承和发扬。我们也应该感谢那些曾经参与创作的人们，他们的努力和付出，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和感受历史的魅力。震川归氏撰写《先妣行略》，对祖辈的称呼有着严格的规范，对外曾祖和祖父都使用了特定的称谓。秦瀛在撰写文章时未避家讳，这遭到了他人的严厉批评。从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对于家族名称的避讳在古代社会是非常重要且严肃的。
清代的卢文在《群书拾补》中提出了他对避讳的看法。他认为，行状等文献的目的在于弘扬名声，如果因为避讳而隐藏了名字，反而会埋没其名。但同时他也批评了那些反复斥责死者名字的行为，认为这也是不妥当的。卢文还引用了其他文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如《礼》中的“卒哭乃讳”，说明生者并不需要避讳。他也提到了其他学者对于避讳的不同看法。比如有人认为填讳始于隋唐以后，成为一种陋俗，不应效仿。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生者和死者对于填讳的态度也存在差异。对于生者来说，他们在描述祖先事迹时往往不敢填讳，这并非出于真情。而对于死者来说，他们的名字在行状等文献中被填写出来是为了尊重和纪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避讳制度也存在差异。比如汉代的避讳习俗与后世不同，六朝时期对亲名的避讳过于严格，后人因此产生了附会。在不同的文献中，填讳的情况也各不相同。有的墓志铭留讳不书，这是多数墓志铭的做法；而有的则将讳字填写出来。还有一种情况是纸上已经填讳，但却填错了，或者名、字有缺。志主家世的完善也是墓志铭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比如韩愈的《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中，石本对志主的家世进行了更准确的描述。对于避讳的处理反映了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和影响。
在避讳的也不能忽视墓志铭的其他重要内容。如志主的家世、生平事迹、婚姻关系等，这些都是墓志铭所关注的重要方面。在描述志主的家世时，不仅要关注其直系亲属的情况，还要关注其族姓、婚姻等其他方面的信息。墓志铭中的文字描述也要尽可能准确、生动，以展现志主的生平事迹和性格特点。对于墓志铭的撰写者来说，他们需要尽可能搜集志主的生平资料，以确保墓志铭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同时他们也需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文化背景，以确保墓志铭的可读性和吸引力。墓志铭是一种重要的历史文献，对于研究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墓志铭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古代社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唐兴之际，中书令仁师议论刑罚时，提及了崔简的二世祖。石本记载中，原文本为“祖曰太子左赞善大夫环”，但在某版本中，这一职位被修改为右赞善大夫。某官职也经历了具体的变更。从唐初至中唐，崔仁师不可能仅为崔简的二世祖。这一点在左赞善大夫的职位上得到了验证，这一职位在崔邕所撰的《唐故鄂州员外司户薛君墓志铭》中有所提及。唐独孤及在《唐故衢州司士参军李府君墓志铭》中也提到了类似的职位变迁情况。石本与纸本在志主事迹方面也有所不同，石本交代的墓志事迹可以增补纸本的不足。例如，梅曾亮在《奉政大夫永定河南岸同知冯君墓志铭》中详细叙述了冯德峋的事迹，而石本则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背景信息。在志主的年岁生卒、后嗣及卒后安葬情况方面，石本也给出了更为具体的描述。这些描述与纸本相比，更加详细且准确。比如庾信的《周谯国公夫人步陆孤氏墓志铭》中，石本详细记录了夫人的生卒年份和归葬地点。石本在志主事迹的增补修正以及具体细节的描绘上，都表现得更为丰富和生动。
在细读各类墓志铭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有趣的细节和故事。这些墓志铭不仅记录了志主的生平事迹，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文化背景。例如，从仁师议论刑罚的情境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法律制度的某些特点；而从薛君妻崔氏的墓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唐代贵族家庭的婚姻状况。不同版本的墓志铭之间的差异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历史变迁的线索。通过这些细节，我们能够更加生动地感受到历史的魅力。
石本墓志铭在记录志主事迹、年岁生卒、后嗣及卒后安葬情况等方面，比纸本更为详细和生动。它们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还展示了古代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通过这些墓志铭的研读，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古代人们的生活、思想和情感。石上墓志铭相较于纸上墓志铭，经历了从文本到石质的转变，完成了文本的定型和生命周期的一半。在这一过程中，石上墓志铭不仅填空补全了信息，同时也对志主的一些非善甚至恶的活动、事迹进行了隐蔽和掩盖。这种改变既包括内容的增加和删减，也包括一些非人为的改变，主要是由于材质不同和多种因素导致的上石过程中的变化。这些改变一方面出于礼的考虑，另一方面也可能涉及到家族内部的嫡庶之争、信息预置等复杂因素。
以崔简的墓志为例，纸本中提及的“病惑”二字在石本中被隐去。这里的“病惑”指的是精神失常或昏庸，被视为“恶”而没有被记录在石本中。同样地，张墓志铭中的事件也通过增加文字来掩盖真相。铁木迭儿杀萧拜住、杨朵儿只、贺伯颜之事，在石本中的描述比纸本更为详细，但实际上增加的“以私雠”恰恰是对事实的掩盖。这表明在墓志铭的撰写过程中，一些不被人所喜的事迹或事实真相可能会被隐蔽或掩盖，以维护志主或其家族的声誉。
除了这些内容的改变，墓志铭中的时间、地点、人物关系等也有详细的交代和补充。如曾巩的《寿安县君钱氏墓志铭》，石本中对时间、地点的交代更为清晰；梅曾亮的《翁母张太淑人墓志铭》中，石本对时间的记录更为具体。石本墓志铭还可能涉及到家族内部的嫡庶之争，如颜真卿的《京兆尹兼中丞杭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杜公墓志铭》中儿子名字的变化可能涉及到家庭嫡庶的争夺。
石上墓志铭在保留纸上墓志铭的基础上，通过增加、删减、修改等方式对内容进行再创作。这种改变既体现了人们对逝者的尊重和对家族历史的珍视，也反映了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变迁。在理解和研究墓志铭时，我们需要关注这些变化，以更全面地了解历史和文化背景。深入并明确展现了铁木迭儿的行为是奉了答己太后的旨意。泰定帝即位后，虽然为三人，但将全部罪名归于铁木迭儿，以掩饰答己太后的行为。在《元文类》的增补部分中，详细描述了英宗南坡遇弑、张密书迎泰定帝即位、泰定帝对张的优待、张诛杀铁木迭儿之子唆南等事件，共计389字。这些内容一方面属于“实录”，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张的过失。因为泰定帝驾崩后，两都之战爆发，文宗图帖睦尔最终击败泰定帝之子天顺帝阿速吉八登上皇位，泰定帝的正统性一直未被承认，连庙号也没有。张与泰定帝即位的密切关系，以及其家族卷入两都之战，使得他的五个儿子被杀，家产被没收。直到顺帝朝，张景武兄弟之死成为元中后期一大冤案。
更深层的原因是仁宗、英宗、泰定三朝全面否定武宗的朝政，而文宗乃武宗之子，顺帝为武宗之孙，因此即位后自然要否定仁、英、武三朝。张及其五子在拥立泰定帝过程中的遭遇可想而知。虞集的《张墓志铭》虽撰写于泰定帝时，但苏天爵编纂的《元文类》经过官方层层审定，其中的增加部分其实是对顺帝朝廷行事的有意掩盖。
对于志主的评价改变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在庾信的《周谯国公夫人步陆孤氏墓志铭》中，对夫人的高度称赞之语和“殿下伤神秋月”的描述，使人们对夫人有了更积极的认识。而在元稹的《有唐武威段夫人墓志铭》中，对志主的评价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些改变不仅使“殿下伤神”不再空洞，也增加了后人对夫人的积极认识。元稹的这篇墓志铭与近期洛阳新出土的《有唐武威段夫人墓志铭》存在多处不同，其中对志主的称呼、先世的介绍、评价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反映出对志主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改变志主评价并非简单之事，有时会引起志主家庭的反对。例如，在欧阳修的《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中，对吕申公和范文正公的评价改变就引发了争议。
文章通过深入铁木迭儿和张的行为以及志主评价的改变，生动展示了元朝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关系。语言丰富、流畅，风格与原文相符，保持了内容的生动性和吸引力。在古代中国，墓志铭作为记录人生轨迹与家族荣誉的重要载体，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由于其具有深远的纪念意义和文化价值，志铭的撰写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随着时代的发展，墓志铭的撰写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和风格，这是其商品化进程的必然表现。
（一）墓志铭撰写的模式化与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在古代，墓志铭的撰写并非简单的文字记录，而是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关怀。早期的墓志铭，其内容多为对逝者生平的简要记述，形式较为单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墓志铭的撰写逐渐形成了模式化的特点。这背后反映出的，是社会对于死亡的观念逐渐固化，以及人们对于逝者的评价标准趋于一致。固定的模式和风格应运而生，以满足人们对于逝者纪念的需求。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墓志铭的撰写逐渐市场化、商品化。这不仅体现在其撰写的模式化上，更体现在其价格、品质等方面。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墓志铭的撰写逐渐成为一种服务，其质量和价格也逐渐受到市场的调控。这一现象的出现，既反映了人们对于逝者的重视和纪念的需求，也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石材及书手等主观因素造成的改变
墓志铭从纸上到石上，其材质的改变也带来了文本的差异。石材的纹理、质地等因素都会对刻字的和清晰度产生影响。书手在书写时的习惯、风格等也会对墓志铭的最终呈现产生影响。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使得同一篇墓志铭在不同的石材和书手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这种差异并非人为故意为之，而是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的。在研究和解读墓志铭时，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对文本的影响。
（三）墓志铭中的异刻现象与商品化生产的关联
在现代学者的研究中，墓志铭中的异刻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些异刻现象包括留白、挤刻、省刻等现象。这些现象并非简单的文字错误或疏忽所致，而是与墓志铭的商品化生产密切相关。在商品化的背景下，墓志铭的生产过程变得复杂多变，涉及到书手、刻工、丧家等多个方面。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导致了异刻现象的出现。这些异刻现象不仅反映了墓志铭的生产过程，也反映了其商品化的特点。在研究墓志铭时，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异刻现象对文本解读的影响。
墓志铭作为古代中国社会的一朵奇葩，其商品化、市场化异常发达的背后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研究和解读墓志铭时，需要充分考虑其商品化背景、材质改变、异刻现象等因素对文本的影响。也需要深入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和意义价值。在古老的文献中，清黄本骥的《古志石华》提及了唐人作文的“活套”现象，即固定的语句和模式被反复使用。这种传统在后来的墓志铭撰写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黄氏所提及的《胡志》与《萧思亮志》中的句子，揭示了唐代文案中已存在的这种现象。转引岑仲勉《贞石证史突厥人澈墓志》之言，更是明确了旧日文书中的套语，甚至在民间墓志中，若无特殊事迹可记，或请文人代笔，亦难免落入此俗。这种现象并非仅限于个别案例，而是广泛存在于当时的文献之中。
再观初唐时期的若干墓志，如《范雅墓志》与《乐达墓志》等，其间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其中的语句、词汇乃至整体结构都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些墓志中的“套语”，如“自开封命氏，懿德嘉猷”等，都被反复使用。这种模板化的写作方式，无疑揭示了当时墓志铭撰写中的程式化与套路化现象。
进一步看，王化昆的《唐代洛阳的职业墓志撰稿人》为我们揭示了背后的职业现象。职业墓志撰稿人的出现，使得墓志文的模板化、套路化更为显著。这些撰稿人往往使用过去的底稿，根据不同情况进行修改，以完成新的墓志文。这样的情况在宫人墓志中尤为多见，其内容几乎一致，仅数字有所更改，缺乏史料价值。但除了宫人墓志，其他墓志文也存在大量相同的现象，只是较少为人所注意。
这些职业撰稿人的行为，无疑加速了墓志文的套路化进程。他们为了快速完成任务、赚取润笔费，往往依赖已有的模板进行修改。这样的行为虽然方便了撰写，但也使得墓志文失去了其独特的个性与价值。阅读前代墓志铭，可以感受到朝代间的不同与细微变化，但过多的套路化与模板化，使得这些变化变得模糊。积极的一面是，这可以视为墓志铭的时代特征；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时代变迁带来的负面效应之一。职业墓志撰稿人的出现与墓志的产业化，无疑为这一文体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和理解墓志文的内涵与价值，以期在未来的研究中找到新的视角和突破点。
黄氏的“活套”与岑氏的“套语”、“钞填”，都揭示了墓志铭撰写中的程式化与模板化现象。而职业墓志撰稿人的出现及墓志的产业化，更是加剧了这一现象。在阅读和理解前代墓志铭时，我们需要关注其背后的时代特征与历史背景，以期更全面地理解这一文体的价值与意义。初唐洛阳，墓志铭撰写之风尚未盛行，但已显露出职业化的端倪。一些文人虽不以撰写墓志铭为主业，但这一行为却为他们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可谓副业中的翘楚。
李邕的墓志铭文堪称唐代翘楚。《旧唐书李邕传》记载，他擅长碑文撰写，声名远播。即使被贬职，仍有许多人携带金银前来求其文墨，所制墓志铭数量庞大，收入亦巨。唐李肇《唐国史补》中描述，当时长安城中，撰写墓志铭已经成为一种市场行为，甚至出现了经纪人，争抢着为丧家服务。
宋代洪迈在《容斋随笔续笔》中详细梳理了墓志铭商业化的历史。自晋宋以来，作文受谢已成风气，至唐代尤为盛行。从杜诗中对李邕的描述，可见当时墓志铭市场的繁荣。韩愈等著名文人也曾收到过因撰写墓志铭而得的丰厚酬劳，但也有人坚决拒绝金钱的诱惑，如韦贯之。
谀墓之风，不仅在唐代盛行，南宋时依然风靡。洪迈记载的向巨源因谀墓得钱百万，购置临湖阁的事例，显示了谀墓作为一种职业的盈利之丰厚。岳珂在《史》中也描述了宋人谀墓文的创作情形，一些人因此获得了名声和金钱。
在这些金钱交易背后，是赤裸裸的金钱与友情的冲突。在金钱面前，朋友的情感显得如此脆弱。曾子开与彭器资的友情，在面对金钱的诱惑时，也遭遇了严峻的考验。最终曾公坚决拒绝了对方以金钱为谢的墓志铭酬劳，这体现了对友情的坚守和对尊严的维护。这也提醒我们，面对金钱的诱惑时，我们应该如何坚守自己的底线和尊严。
孙觌，以金钱换取赞誉，谀墓称颂权贵，使士大夫斯文扫地。据王明清《挥麈后录》记载，孙仲益为人撰写墓碑，获得丰厚的润笔费，因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