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高考日语二卷,2017高考日语真题答案及解析
辛德勇教授于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的讲座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朋友:
大家好!感谢郑炳林先生的邀请,让我有幸在此与大家分享我对《刘福功德颂》的一些看法。能够站在这里与大家交流,我感到既荣幸又惶恐。荣幸的是能够在这里与各位学术问题,惶恐的是敦煌学作为一门国际显学,博大精深,我对其了解尚浅,恐怕难以与大家深入交流。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一个同甘肃有关,但也略带争议的话题《刘福功德颂》的辨伪。
《刘福功德颂》是一篇摩崖刻石铭文,位于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县恭门镇河峪村。据说这篇铭文是东汉桓帝和平元年的作品。当我看到这篇铭文时,却产生了疑虑。在我看来,这篇石刻铭文极有可能是当代手艺人制作的仿古赝品。我这样说的目的并不是要否定手艺人或甘肃的乡亲们,而是希望防止它以假乱真,干扰学术研究。
关于这篇摩崖刻石铭文的内容,它被视为赞颂东汉时期某个人物刘福的功德。在我看来,这篇铭文并没有体现出刘福的任何功德。尽管我们知道现在看到的《刘福功德颂》有相当一部分文字已经泐损漫漶,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忽略对其内容的审视。事实上,即使在不考虑缺失部分的情况下,我们也无法从剩余的碑文中看出刘福的功绩和德行。这与我们所知的东汉时期的石刻铭文存在明显的差异。比如我们知道的《通湖山碑刻》,即使大部分文字已经损毁,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出其纪功的目的和内容。
那么,《刘福功德颂》是否真的是伪作呢?这需要更多的证据和研究来证实。但我希望我们能保持对其的警惕性,不要轻易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学术研究需要严谨的态度和扎实的证据。我更倾向于认为这篇摩崖刻石铭文是仿古制品,而非真正的历史文物。这也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的深入研究来得出结论。
《刘福功德颂》的真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和研究。我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能够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我也期待与各位共同,共同进步。谢谢大家!对历史文本的解读向来是一个引人入胜且复杂的任务。关于《刘福功德颂》这篇碑石的解读,对于我们理解古代社会及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面对残存的碑石铭文,一些朋友可能会疑惑,为何我们能够解读出碑石的用意?这其中的逻辑并不复杂。每一通碑石的用途都极为明确,它们的铭文都是指向一个中心思想,就如同中学课本中的文章一样。虽然篇幅可能很长,结构复杂,但每一篇文章都会有一个清晰明了的中心思想。摩崖刻石与立碑镌铭因为具有纪念意义,所以在叙述时文笔简洁明了,旨在突出主要事迹和基本旨意,不会有太多游离于主旨之外的文字。即使面对很少一部分残存文字,我们也能大致推断出碑石铭文的主要内容。
对于《刘福功德颂》这通摩崖刻石,情况却颇为特殊。如果它的主题确实是赞美汉阳太守刘福的功德,那么现有的残存文字并未明确提及刘福的功德。这就像一方无字碑一样,对于这一主题并未有明确的文字表述。这无疑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
从事历史研究或编造古代铭文并非易事。不同于写小说,编造历史不能随心所欲。而且,编造从未出现过的史事更是难上加难。若随意编造,很容易被识破;若抄袭现成的东西,又难以引起新史料爱好者的兴趣。更重要的是,这样做也很容易被人查出袭用的来源。每种文字都有其特定的目的和用途,自然也会有与之相应的文体和表述形式。赝造古代铭文时,不宜将甲类文字移用于乙类场合,否则很容易出错。
那么,如何防止出错呢?为避免胡乱编造史事露出马脚,赝造者常选择避实就虚,尽量回避具体行事。即使如此,生活在21世纪的仿古匠人想要仿造出昔日儒生学士的文章,也是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稍有不慎就会露出破绽。
在《刘福功德颂》这篇铭文中,提到刘福的先祖是汉景帝的小儿子,受封于昴毕野。这里的“封昴毕野”讲的是天文分野,作者似乎是在挥麈谈天。这种玄虚的表述方式可能是为了避免具体实事的描述,以防露出作伪的破绽。
《周礼》中的保章氏,是掌管星辰日月之变动的官员,他们通过观测星象来预测天下大事的吉凶。他们相信每一个封国,无论大小,都在星空下有其对应的星体。这就是所谓的“分野”,或者说每一个封国都有自己的“分星”。这些分星的变化,被视为预测相应地域吉凶的先兆。
人们设定了具体的星宿作为分星,比如二十八宿和北斗七星。这些星宿在天文分野学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二十八宿是天赤道带上的二十八组恒星,而北斗七星则是引导我们在夜空寻找方向的明亮星座。这些星宿与地域的分野有着紧密的联系,不仅仅是两周以来的封国,还有如九州岛、十二州等大规模地域单元,甚至包括华夏大地的三分野说。
从生成次序和主次差异来看,与列国封域之分野相比,诸如九州岛、十二州和三分野等分野说应是次要的。我们在天文分野问题时,更应该关注原生的列国封地分野说。
南宋宁宗庆元年间,建阳书坊刊印的《汉书》中,保存了最早的一套二十八宿对列国封地的天文分野说。这套说法由刘向在汉成帝时提出。例如,昴、毕两宿对应的“域分”是“赵地”。这里的“赵地”并非指西汉朝廷的诸侯王国,而是战国时期的赵国。这一记述在摩崖刻石中显得尤为不合理,因为讲述碑主身世时并无必要涉及现世封地的天文分野。在汉碑中,我们从未见过在讲述碑主世系时提及这套说法的情况。这是因为这套说法主要是用于天文占验,为天文占验提供依据。但在《刘福功德颂》摩崖刻石中,却无缘无故地讨论了常山国的天文分野,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同样,《史记三王世家》中载录的汉武帝册封齐王、燕王和广陵王的诏书,也没有提及各国的天文分野。这是诸侯分封与天文分野关系的实际情况。刘福作为常山王的后人,在叙述先祖时,没有理由特意讨论其封地的天文分野。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晋以后,随着纸本书籍的普及,石刻拓本开始在一定范围内流行。至迟从南朝时期开始,中国已经掌握了成熟的碑石捶拓技术。这一点在《隋书经籍志》中载录的一些著述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这些书籍中记录的石刻拓本,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制作拓本方法的熟练掌握。
无论是保章氏的星象观测,还是诸侯封地的天文分野,都是古代人们对星空与地面世界的联系的一种理解和想象。这些理解和想象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演变,形成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今天,我们重新这些问题,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代文化,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与星空的联系。关于《秦皇东巡会稽刻石文》和各种石经本书籍,《隋书经籍志》给出了详细的描述。后汉时期,镌刻七经,皆为蔡邕所书,这些石碑经典在魏正始年间又立三字石经,被视为七经的正字。然而历经变迁,这些石经在隋开皇六年时,虽被载入长安,但已损毁严重。至贞观初年,秘书监臣魏征收集时,留存下来的不到十分之一。而那些传承拓本,仍保存在秘府,与《秦皇东巡会稽刻石文》等石经书籍一同被记录在此篇中,以供学者研习。
当我们对比这些历史记载,不难发现其中所提及的“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实际上是指的这些石经拓本。而《隋书经籍志》提到的“梁有”的书籍,则源于阮孝绪的《七录》以及其他萧梁时期的书目。这些石经最初在洛阳刻制并竖立,随着典午南渡后,制作拓本变得困难,因此这些拓本很可能是在西晋时期或者更早的时候拓制的,至少不会晚于南朝的萧梁时期。
随着时代的发展,拓本的制作逐渐与商业活动相结合。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石经的刻成是为了给经书的研读和传布提供一个标准的模板。当时全国的儒生都依赖石经进行核对,这也促进了拓制技术的出现,使得石碑可以化身千百,解决了这一难题。拓印石刻的铭文因其能够完全保存文本的原貌而受到世人的珍重。
在深邃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偶遇一颗独特的文化瑰宝《刘福功德颂》。与之相伴的,是一块长方形的石面,那是地面上竖立的历史见证。与之相对的摩崖刻石,其石面仅仅是山崖的一部分,无需额外的“额”来界定其独特性。像《耿勋摩崖》、《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李禹通阁道记》以及《燕然山铭》等作品一样,它们以自然山石为载体,以铭文为语言,传递着历史的回声。
当我们聚焦在这通《刘福功德颂》时,一个显著的“汉”字碑额映入眼帘。这一设计在摩崖刻石中显得尤为独特和引人注目。清末叶昌炽在《语石》中提到的《八都坛神君实录》碑额上的“大唐”二字,虽与《刘福功德颂》的“汉”字碑额形式相似,但二者背后所蕴含的历史文化背景截然不同。叶昌炽所提及的碑额形式,是唐朝以后的一种创新,并非汉代旧有的传统。而欧阳修的《集古录》所记载的此碑,其碑首题字与《刘福功德颂》的单一“汉”字碑额有着明显的差异。
新近发现的《燕然山铭》下方镌有的“汉山”二字,虽然与界山有关,但与《刘福功德颂》并无直接联系。那座大“山”与“汉”字的结合,更是赋予了《燕然山铭》独特的意义。《刘福功德颂》中的“汉”字碑额,却如黥面般深刻在石碑上,让人一眼看出其背后的故事。这一设计似乎画蛇添足,未能达到预期的皇汉效果,反而让人看出其中的瑕疵。
当我们深入这篇铭文的真伪问题时,不禁要思考:赝造古物的工匠们试图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始终存在。涉及文字,尤其是内容丰富的文字时,造假作伪的难度便大大增加。这是因为需要更多的知识和学问。尽管工匠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都做事认真、讲究,但在跨界时却面临巨大的挑战。
在研究新莽“始建国天凤”年号时,我曾撰文考辨一件伪刻的砖铭。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二个字,但这篇铭文几乎无所不假,堪称顶级赝作样品。其中的“钱君”二字,虽然不能完全确定其真实性,但工匠选择这个姓氏来讨口彩的意图却十分明显。
当我们回到《刘福功德颂》,并考虑到其中的“刘福”二字时,皇家的姓氏、汉家皇气的铭文无疑带有更多的财富象征。“其先汉景帝少子”这句话的准确性却值得商榷。汉景帝的儿子众多,不仅有汉武帝,还有其他的皇子。这句话仍然过于绝对。尽管东汉仍然称为汉,国民也认为自己是大汉的臣民,但这并不能随意将某个历史人物的子孙与皇气相连结。历史的真相需要我们以严谨的态度去和解读。
《刘福功德颂》这一石刻铭文以其独特的“汉”字碑额引人注目,背后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历史的真相需要我们以深入的研究和严谨的态度去和解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历史的韵味和文化的魅力。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汉朝的光辉岁月仿佛璀璨的星辰,照亮了中华文明的夜空。对于汉朝的先皇先帝,汉朝人民心怀崇敬,他们的称呼中蕴含着深深的敬仰与尊重。
提及“本朝”先帝时,他们不言自明地称之为自己伟大的皇帝,无需赘言“汉”字。更为关键的是,“汉景帝”这样的称呼,乃是史家的表述。在正式的场合,无论是西汉还是东汉,汉朝人民都会以庄重肃穆的态度,尊称为“孝景皇帝”。这是因为“景帝”的谥号中包含了孝字,而汉朝诸帝的谥号,除极个别例外,都在具体谥字前加“孝”。这不仅是对先皇的敬仰,更是汉朝以孝治天下的传统。
从金石铭文、史书典籍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传统。如《史记》、《汉书》中对诸位汉帝的记载,无不以“孝某皇帝”开头。传说中的汉帝以孝治天下,这是其治理天下的重要理念之一。在具体的例证中,如《史记孝文本纪》篇末载有一道诏书,提及文帝时都书作“孝文皇帝”。再如汉元帝就宗庙祭祀事颁下的诏书,以及丞相韦玄成等的奏疏,都体现了西汉时人对已故天子的尊崇称谓。
至东汉时期,情况依然如此。在存世东汉碑刻文字中,我们也会看到与此完全相同的用法。了解了汉代谥号的构成形式,我们就有十足的理由去判断某些说法的真伪。实际上,在《刘福功德颂》中提及“其先汉景帝少子”的说法,并非出自东汉人之手。对于那些自称皇汉真孙子的族人来说,他们完全可以在碑文中直接打出“天皇大帝”和“光武皇帝”的名号,无需费力突出某一皇室成员的身份。
在伪造古代铭文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汉代以前,最大的困难往往隐藏在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之中。在这些细节中,天文历法的表述尤为关键,因为即使在现代学术界内部,对此有深入了解的人也不多。这些知识的缺乏,使得一些精心编织的伪装在细节上露出马脚。要想成功伪造一篇毫无破绽的古代铭文,不仅需要丰富的历史知识,更需要深入的文化底蕴和对细节的严谨把握。
汉朝的皇帝称呼、谥号制度以及天文历法的表述等细节,都是我们在研究和欣赏汉代文化时需要关注的重要内容。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实际上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底蕴,也是我们了解和欣赏汉代文化的重要途径。这篇《刘福功德颂》铭文,开篇便展现了东汉时期的独特历史氛围。在东汉桓帝和平元年,干支纪年的庚寅之年,人们对于时间的记录有着独特的表达方式。
深入,我们可以看到东汉人对于纪年的精妙理解。他们不仅仅使用天干地支,还结合太阴、岁阴等概念,形成了一套复杂的纪年体系。这些铭文中的“岁在某岁阴”,“太岁在某地支”,实质上都是描述同一时间,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其中,《韩碑》中的“青龙在某岁阴”看似独特,实则源于太阴运行的起点与四象中的东方青龙相对应。而《外黄令高彪碑》中的“龙在困敦”与《韩碑》中的“青龙”同义,都是对太岁的代指。《汉祝长严欣碑》中的“岁治东宫”则是指岁值寅年,与东方青龙七宿相对应。
这些复杂的纪年方式,都源于古人对天文的深入观察和理解。他们设定了太阴、岁星等假想天体,通过观测这些天体的运行,来制定出一套完整的纪年体系。每一个天干地支、每一个岁名、每一个岁阳,都是他们对时间的独特理解和记录。
这些铭文中的信息,不仅揭示了东汉时期人们对时间的记录方式,也展现了他们对天文、历法的深入理解。通过这些铭文,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东汉时期的历史文化,感受那个时代的独特魅力。
这篇《刘福功德颂》铭文,不仅是对刘福的颂扬,也是对东汉时期历史文化的一次深入。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那个时代的独特风貌,感受古人对时间、天文、历法的独特理解。在东汉刻石的历程时,我们不难发现,太阴纪年法的应用,深深烙印着其起源的“胎记”通过一个“在”或“治”字,体现了太阴动态的运行状态。在《刘福功德颂》这篇铭文的创作中,手艺人们并未深入理解这一文化内涵。他们仅仅通过查阅历史年表,误以为和平元年对应的干支纪年是庚寅,便随意写下了“岁庚寅”。这忽视了柳宗元所强调的,“文章之形状,古今特异”,以至于这种简单的纪年方式显得格格不入,露出了作伪的马脚。
谈及“刘福”这个名字,我欲稍作延伸。如同之前提到的“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上的“钱君”,取一个讨喜的姓名背后蕴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字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幸福与好运。这篇《刘福功德颂》成为甘肃省级文保单位,其拓本广受欢迎,甚至远在日本的书法家都对其珍视有加。“福兮祸所伏”,我们不应忘记老子的这句名言。在我国,伪造文物并试图以假乱真,也是一种犯罪。
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更应保持警惕,不应盲目争抢使用“新史料”,以免被此类铭文搅乱学术领域。我在此将讲稿题目定为“乱世功德颂”,意在警示学者们,若不加提防,一味依赖所谓的“新史料”来颠覆既有认知,便有可能陷入混乱的学术漩涡。在这个乱世中寻求真正的功德,需要我们擦亮双眼,分辨真伪。
回顾今天的内容,我们了东汉刻石与太阴纪年法的关联,《刘福功德颂》背后的文化含义及其引发的思考。感谢大家的聆听。对于本文的结束,流产网希望这些内容能为大家带来帮助和启示。让我们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更加深入、细致、审慎地去历史的真相。
我要感谢我的责任编辑臧继贤和校对张艳,他们的辛勤工作使得本文得以完善。在此,我们期待与各位读者一同继续历史的奥秘,共同寻求更多的真知灼见。
(本文稿于2021年10月11日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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