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麻雀被定为四害之一？最后又是

如何成为“四害”？一段历史背后的故事

在1955年，一个关于麻雀祸害庄稼的消息传到了毛泽东的耳中。他收到农民的反映后，指示消灭这些被认为有害的鸟类。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找到中科院前任动物所副所长钱燕文探讨这一问题。由于当时对麻雀的食性没有系统的研究，科学家们无法确定是否应该消灭它们。

不久后，毛泽东与十四位省委书记共同制定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其中第27条规定在特定的时间内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这一决策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捕雀运动。

一些科学家开始提出疑虑。在1956年的中国动物学会会议上，实验生物家朱洗讲述了一个普鲁士国王因消灭麻雀而导致害虫泛滥的故事。大多数科学家建议在没有得到科学结论之前，应该谨慎处理这一问题，避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尽管部分科学家们的意见被部分接受，但城市中的灭雀运动仍在继续。例如，上海市的灭雀行动就有大量的麻雀被捕捉。

就在这一背景下，“麻雀战”正如火如荼时，鸟类学家郑作新开始深入研究麻雀的食性。他的研究发现，麻雀在不同季节和环境下对益害的影响是不同的。他在各大报刊上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呼吁人们理性看待麻雀的益害问题。

毛泽东似乎没有听到这些科学理性的声音。在庐山会议上，他坚持认为消灭麻雀的决策是正确的。与此农村传出了遍地虫灾的消息，更多的科学家开始站出来为麻雀。一位科学家甚至表示，为麻雀翻案比替历史名人翻案更有意义。

在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向毛泽东提交了一份报告后，毛泽东于1959年11月29日批示，科学家普遍认为麻雀的益害因时间、地点而异，提议改为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次年，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卫生工作指示中，宣布不再打麻雀，而是将目标转向其他害虫。

这样，经过一系列的波折，毛泽东最终为麻雀，结束了这场关于麻雀的争议。这个故事不仅展示了科学理性与决策之间的冲突，也反映了人们对自然和生态平衡的不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