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头rd吴宓几十年间与新文学派做

吴宓与胡适：文学职志下的思想对立

吴宓与胡适，两位均以文学为终身追求的学者，却走在截然不同的思想路径上。吴宓坚守彻底的保守主义，被视为反对新文学革命的“国粹派”代表人物，而胡适则持渐进的自由主义立场，领导新文学革命。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的他们，虽在政治理念上接受英国保守主义，但在文学道路上却形成鲜明的对比。

胡适较吴宓年长三岁，性格上更显平和，即使与论战对手也能保持礼貌。而吴宓则更受性情驱使，情感表达较为直接。当胡适已在《新青年》上发表多篇文学革命文章，成为新文学代表人物时，吴宓仍受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白壁德影响，认为传统文化不应被破坏，并将胡适视为文化破坏的罪人。他对受胡适影响的林语堂等人也抱有偏见。

吴宓的这种态度在其言论和日记中表露无遗。即使在清华这个一度是“国粹派”的聚集地，胡适也有相当的发言权。尽管胡适鼓吹白话文、反对旧诗等立场与吴宓相左，但他亦提倡“整理国故”，并在该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吴宓创办《学衡》杂志时，自费承担大部分经济支出。尽管他对待胡适的成见一直未消，但在某些场合下，他们的交往仍显友好。如1929年的一次聚会上，胡适邀请吴宓参与英国文学名著的刊译工作。

吴宓对胡适的敌意并未因此消解。尽管他与梁启超关系良好，当陈寅恪提议梁启超执掌清华并希望吴宓助其一臂之力时，吴宓却因对胡适的不满而婉拒。他坚守与新文学派对立的立场，无论胡适如何示好，他都无动于衷。他的这种态度既表现出其小心眼的一面，也展现了他固执的一面。

在学术上颇有自信的胡适，曾受邀至清华演讲“考证学之来源”，这是清华大学成立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校方要求吴宓陪同，但吴宓却选择独自到公园看报纸以表达其对胡适的不满。他对那些曾经受过胡适影响或与其有所交往的人持批评态度，甚至在日记中表达了对那些曾经帮助过他但后来与胡适有所接触的人的失望。

吴宓在维护传统文化方面确实有所贡献，但也带有封建思想，视学生如部属。这在他与助手的交往中也有所体现。在办《大公报》文学副刊时，他曾因与助手在稿件上的争执而动粗，这是胡适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胡适对学生的考证成果表示过感谢，并与有过学术交往的后辈保持友好的表示，这种风度在吴宓身上并不常见。

评价吴宓在维护传统文化方面的贡献和他独特性格的意义时，我们不应忽视他的错误，但也要认识到他的真实和可爱之处。在吴宓与胡适的心理对抗中，吴宓始终处于下风，但他的坚持和独立精神也包含着一种可爱之处。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岁月里，吴宓于1940年4月27日的一天，从图书馆中《新民报》上读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反驳了胡适的新文学观点，并称赞了他与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王荫南，这位作者，在吴宓主编《大公报》“文副”期间，便已在报上发表坚持抗战的文艺作品。他在北京办报，为文化与抗日奔忙，最终于1944年惨死于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成为一位爱国志士。对吴宓来说，王荫南烈士的牺牲是他心中的一份难得的慰藉。

在吴宓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股对胡适的疑虑和辩论的冲动。尽管胡适也在为抗日战争付出努力，吴宓仍然认为新文学运动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灾难。他对胡适的见解、偏见甚至仇恨，不仅体现在文字之中，更是融入到他的行动和梦境之中。

当1946年吴宓在梦中与胡适辩论时，他并未公开这段梦境。那时的胡适已经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社会影响力远超文化学术界。而吴宓虽然曾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主持者、《大公报》“文副”的领军人物，但如今境况已大不如前。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见面了。

这次见面发生在1948年的武汉大学之行中。此时的吴宓似乎放下了与胡适在新旧文学上的争论情绪。他们畅饮，重温旧梦，谈论《红楼梦》，这是吴宓钟爱的话题。更难得的是，胡适在武汉大学的大礼堂进行了演讲，内容涉及文化政治，他的视野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学术领域。而吴宓则第一次如此平静地聆听并欣赏了胡适的演讲。此后他们再未相见。

纵观胡适与吴宓的一生，在全社会的范围内看，吴宓遭受的误解和歪曲更多；但从他们个人的关系来看，胡适对吴宓的误解似乎更多。尽管他们的地位悬殊，但吴宓从未给胡适带来过委屈。在吴宓的一生中，他与新文学派的对抗、与胡适的纠葛构成了他人生的重要篇章。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奇事网频道！